是排里同志把我抬下来的。走了四个小时，每一步我的伤口都像有把刀子在剜动。
辗转到了昆明43医院后，妈妈有一天突然出现在我的病床前。是我在陆军学院一位同学告诉她的。
那天，我睡得昏沉沉的，听见了妈妈的声音。我大喊：“妈妈，妈妈，我在这，在这！”伤员们都以为我神经错乱了，结果还真是妈妈来了，她在走廊里轻声向护士打听……
妈妈看了我的伤，出乎我的意料，她没有哭，还强作笑容：“老天保佑！……”
直到后来，我才知道，妈妈千里迢迢去医院看我时，她已身患重病。我在前方打仗，妈妈在家日夜不宁。现在已查明，她得了癌症！
妈妈呀！你为我操碎了心！我什么也还来不及报答你呢！
妹妹告诉我，妈妈上手术台前，一直坚持等我回去。我身上揣着妈妈病危的两封电报，但因我刚调到四连，领导上一定要我安排了工作再走。妈妈只好交给妹妹一个布包，内中有几百元钱，“给你哥哥结婚用！”这是她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
我回到家里，抱着妈妈哭不成声。妈妈还是笑：“这哪象个要当将军的人！”
“妈妈，我不走了，我要转业，回来守着你！”
妈妈说：“我宁愿有个远在天边但有出息的儿子，不愿有个守着我的窝囊废！……”
我的爱只在心里
——黄云烈（指导员，“士官生”）
你既然问起，我就全讲给你听。
我负伤后，是前线一个野战医院给我施行的抢救手术。
手术后，我不能躺，只能趴在临时病房一个角落里用干草垒起的特殊病床上。
疼痛、孤独、种种忧虑和思念，搅得我十分难受，日夜都靠着止痛安眠药打发。
有一个，我在昏睡中听到一个惊诧诧的女声：“哟，这儿还有个小排长哩！”
一个穿白褂的女人翻看过我床头的病员牌，蹲到我面前：“痛吗？”
我转过脸，不想理她。
她很快猜中了我的反感所由：“我不该叫你小排长，对吗？我说你小，是见到这上写着你21岁，而不是别的意思……”
我急于知道我的伤情：“医生，告诉我真话，我的伤真不要紧吗？没伤着骨头吗？”
“我是文工团的，不是医生……”
我没心思和她再说什么，只摇了摇头。
她说：“我给你去看病历！”
一会，她回来了，很确切地说出了我的伤情：“没事，真的没事，不过也真的……危险，子弹出口要再偏这么一丁点儿，你的脊椎就折了，好了也得瘫。医生说，你体质好，估计不会落下什么毛病。”
“你问过医生了？”
她诡谲地一笑：“问了，我给医生说，我原来认识你。”
从此，她整天就在我们病房里，在各病床间转游，什么事都干。她还带小把小提琴，大家乐意时她就拉一曲。没事了她总是回到我的床前，有几个晚上她值班，也是或坐或斜躲在我床脚的草堆上。我想可能因我的床位在不妨碍出入的一角。
我们都需要找些话题来消磨时间，也好像彼此都想了解对方。
我们熟悉了。她给了我比别人更多的关怀照顾，也显得更为亲切、随便，比如我不按时服药，我自行活动都会受到她严厉的斥责。
我在不知不觉中减轻了疼痛与忧思。这是她后来离开医院我才感觉到的。
当一批伤员转院后，新来的总是以为她是我的什么人。她也承认：“我是来照料弟娃子的！”
我们的友情确实发展很快，像真正的姐弟那样亲热，连医院的人也相信我们必是原来就认识的。
我对她从没有过非份之想，为什么？因她太美。内在，外表，我都认为她是个“绝色”，我自认我也不算丑，但配不上她。还有更主要的原因，我当时已有未婚妻，而且也是在品格容貌上十分理想的。
我的未婚妻与我从小相识。进陆军学院后突然接到她——我只在低处仰视过的这个女孩子的信，我真是欢欣若狂！很快，我们在信中开始了疯狂般的热恋。到假期，我们向双方家庭公开了关係并得到了承认。
我被派到前线当侦察排长后，凡不敢告诉妈妈的话都写给了未婚妻，她一如既往地“热”。
打仗前，我决定不拖累她，断然提出中断关係，请她再物色个人。“怕别人说你什么，你可保存我这封信，以此为凭……”她的回信太令我感动：“且不说你负伤，就是你死了，我也奖找回你的骨灰，放在我枕边，终生相伴！”
你说，有这样的未婚妻我怎能见异思迁？
在前线医院稳定伤势后，我转到了昆明陆军医院。那位文工团员（我且用小J称呼她吧）立刻赶来看我。她称我小弟（她比我大一岁），无拘无束抱住我欢跳不止。
她几乎天天来，带来提琴、录音机、书籍和她认为我需要的。
她告诉我，有一天她在报上看到一位总参首长接见烈士家属，所列的烈士中有我的名字，她一声大叫，昏了过去。后来别人替她打听到，那位烈士不是我，而是与我的名字有一字相同的人，报上又登了更正，她才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