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不久，美国国务院又递交了一项关于放宽美国对共产党中国贸易禁运的动议，试图通过这一行动赋予政府“坚定而灵活”、“遏制而不鼓励”、“和解”等新口号以实际内容和意义，向中国大陆内部那些奋力争取实用主义政策和与外部世界和睦相处政策的分子发出新的、鼓励性信号。[25]为了进一步阐明华盛顿的态度，国务院还特于8月31日电示美驻波兰大使在即将举行的中美第131次会谈中，重申停止中美两国衝突的手段是相互减少敌对态度的意向，表示美国政府会对中方提出的任何建设性建议感兴趣。当讨论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时，美国的研究委员会的提案中甚至使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一词。此时，美国政府在考虑于局面允许的前提下，继续静悄悄地、周密谨慎地推进尝试缓和关係的计划，包括试图进一步取消对前往共产党中国旅行的护照的限制，表示要将这种措施，以及美国在华沙的努力和对扩大与共产党中国和平关係的兴趣，作为对中国长期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26]
在1966和1967年两年中，华盛顿一方面反覆表示不支持台湾反攻大陆的行动计划，强调面对越南问题的局势，美国不寻求和鼓励扩大战争的任何行动。要求蒋介石避免采取给中共发出错误信号的行动，保证赋予解决越南问题以比反攻大陆更为优先的地位。[27]一方面主张静观待变，继续采取谨慎态度，儘可能不在美中接触中注入任何新的特殊因素，包括任何可能被理解为对中共直接或间接威胁的军事行动。针对1967年初美国飞机多次侵入中国领空领海的问题，腊斯克指示美驻波大使在美中第133次会谈中，要说明美国政府曾明确指示并警告空军和海军的飞行员尊重中国的领空和领海，否认美机的侵犯行为是有意的；再次保证美国在越军事行动不是针对中国的，美国无意对华采取敌对行动，无意干涉中国内部事务。[28]
美国频频发出的各种和缓美中之间紧张对峙的信号，是建立在避免双方发生直接的武装衝突，以保证越美和谈能够实现这一基础上面的，可以说它只是一种消极的权宜之计，并不表明美国的对华政策将发生质的变化。[29]加之上述的美苏密切接触对中国构成的新的威胁，使得北京只是通过与华盛顿的信息沟通就战争界限问题达成某种默契，对美国不会对中国发动战争这一点基本心中有底，[30]从而安心开展文革运动外，对其示好姿态的基本立场却是：“最近，美国官员纷纷表示要同中国‘和解’，要同中国‘搭桥’，要同中国实行‘和平合作’。美国政府以为它们讲了这么几句漂亮话，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就会被迷惑住了，这完全是痴心妄想。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七亿中国人民，既不害怕美国的威胁，也不相信美国的谎话。十七年以来，特别是最近一个时期以来的铁的事实，证明美国政府要‘和缓’中美关係的说法是一文钱也不值的。”[31]
在对美国上述种种表示不予理睬并予以驳斥的同时，中国所做的是大张旗鼓地进行揭批美国“和谈阴谋”的舆论宣传，以及从道义和物质上对越南抗美救国斗争的积极支持和援助。
三、中国对越南和谈意向及让步倾向的反对
在1968年11月以前，中国关于越美对话的指导思想是，“美国对越南的战争，无论是升级或降级，都是侵略战争”。“越南问题的核心”，“决不是什么战争逐步降级的问题，而是美国侵略者立即、全部从越南南方撤出的问题”。“美国政府在战场上所不能得到的东西，它就休想在谈判桌上得到。”[32]不过，中国据此基调所确定的对越美谈判的方针，在和谈调停和开始的两个阶段中，依据越南方面态度的变化和发展而有所不同。
第一，在谈判开始前的越美对话试探期间，中国方面主张，越南可以同美国谈判，但谈判的条件、时机和决定权要掌握在越南手里。[33]此方针的基点在于，时机不到就不应与美国
方面谋求接触，尤其不能降格以求。
事实上，越南政府早在1961或1962年就曾探寻过以谈判方式解决与美衝突的途径。即便到1965年初詹森将战争升级，河内也没有关死和谈之门。[1]翌年初，美国在越南南方战场发动第一次战略反攻，同时扩大轰炸越南北方，并干扰北越的飞弹弹道，使保卫河内的飞弹营发射的60%的飞弹失去控制和自毁。面对美军现代化的装备技术和新的轰击手段，越南的一些部队感到手忙脚乱，不知所措。此后，随着美国不断向越南南方战场增兵，加强轰炸北方，直至1968年初，越美实际进入一种拉锯战状态，双方的伤亡和损失都很大。越南方面不得不准备在持久战的基础上，争取扭转南方的战争局面，从根本上改变战场上的力量对比。[2]由此，河内不断通过苏联等第三国尝试与美国进行秘密接触。据美国官员统计，1968年以前关于美越和谈的大小试探共达2000余次。[3]
在越美之间断断续续相互试探的过程中，越南政府曾多次发出过让步的信号，如1965年3月22日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发表五点宣言，提出只有在美军撤出南越后才能谈判。北越在刊登此宣言时即作了若干改动，暗示只要美国事先保证撤军，谈判就可开始。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