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湘穗：现在很多人都讲要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这当然也很必要，但更重要的是有一群够水准、能独立又站在国家立场上思考的外脑。政府的研究机构，一般都按照统一口径说话，也就是个写作班子。信陵君门客三千，大多是鸡鸣狗盗之徒。国外用基金会的方式养外脑挺好，它经济独立，不依附机关，就有独立的立场。像王建的模式就很好，总有独立见解，能推出各种分析报告，去影响决策。
李晓宁：斯宾格勒在乡村也能思考问题。
乔良： 一个小县城里，默默无闻的小学者，由于种种条件制约特别是信息的闭塞，很难想像他能拿出震惊世界的理论来，现在已经不是斯宾格勒时期，光靠天分和冥想是远远不够的。
王湘穗： 我们还是看看美国，有多少基金会，多少人在研究，看似在搞屠龙之术，其实这是大国之道。基辛格、约瑟夫·奈、莱斯都是学者直接进安全委员会了，他们有真知灼见，也有独立人格，就能起作用。
王建：没有危机的时候，照方抓药就行了。
乔良：这也属于中国刚开始学做大国的一部分。
王湘穗： 有些国家，如瑞典，马上就开始立法，既然是法定传染病，带菌者和医护人员、国家公务人员都负有法律责任，如果由于你的疏忽，传染给别人就要追究你的法律责任。新加坡也开始立法。人家面对危机的时候，首先从法律层面入手，因为它们有法制传统，中国没有到这个层次，我们应该三步并做两步走，把这个程序走好。要当一个大国，要经过许多考试，如何面对危机，控制危机，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考试。看危机要从战略层次考虑，但也要有策略化管理。伊拉克战争前，一个月200亿欧洲资产到香港来，最近这段时间就没了，为什么？SARS。SARS可以打击金融，可以改变资金走向，也可以打击经济。既然如此，对这类手段我们要心存警惕。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
乔良：有可能成为非军事战争手段。
王湘穗： 我们控制危机，不但要有战略，也要有危机策略，包括防止别人用製造危机来危及我们安全和发展的策略。
适应危机化生存(2)
乔良： 我参加过好多次讨论会，学者们急于给国家当幕僚，老呼吁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实际不过是想为自己弄一个窝，根本不考虑自己是否够格成为一个国家的外脑。我这样说绝不是贬低外脑和智库的作用。世界上也有不少国家领导人利用外脑引导国家走向成功的例子，像韩国朴正熙不管历史上人们如何评价他，包括他作为独裁者怎么统治韩国，这个不去管他。
韩国的经济起飞，朴正熙功不可没，他根据什么推动了韩国的经济奇蹟，据说一共不过200个外脑，把一个国家可能的方方面面的精英一网打尽，让这200个人为韩国的腾飞设计蓝图，结果朴正熙成功了。假如没有这200个人，我们也许根本看不到韩国今天的奇蹟。对于韩国的这种做法，我认为中国作为学习中的大国，是必须走出的一步。我们现在还是很虚心地在学习每一步，但是这一步，作为一个大国，如果成为三极世界，已经是时不我待了，这几步必须儘快走完。
王湘穗：就像晓宁讲的，自我放逐，不依附人，以求真正意义上的独立研究和独立见解，但保留有一些信息渠道。
李晓宁：我想做一个大的研究院就是这样的想法。汇集大量有价值的资料，海量资料库，有超强的处理与评估能力，实行现代总参谋部式的管理。这样做就可以为国家和企业决策提供强大支持。
王湘穗： 朴正熙就200个专家，我们2万个专家都可以随便找。
但如果“口将言则嗫嚅，足将进则踌躇”，就无法发挥作用。中国在机制上需要有一个外脑机制。
李晓宁： 我 20多岁时想过两个东西。一个叫“张骞”战略计划，一个叫“郑和”战略计划。在两个战略计划中，“郑和”计划更重要。“张骞”计划是辅助的。郑和战略是对日本、韩国、东南亚的策略。当时模模糊糊的感觉，认为中国如果要发展，一定要解决好这个地区的问题，调整好中国与该地区国家的关係。“张骞”计划就是西出中亚的策略，一方面解决支撑点的问题，另一方面解决与石油国家的关係。如何铺设输油管线和防止大国控制的问题。在一个时期内，不要与强国发生正面对抗。那时虽然看得不细緻，但方向没问题。
乔良： 我们谈了几天新战国，但谁跟谁战,好像并没有完全讲透。这次伊拉克战争，法德俄向美国叫板，也只能说是新战国开幕之际的小试锋芒。大幕一旦完全拉开，情况会是什么样？
现在还难有定论甚至定见。不过，这一仗打下来，倒让我非常佩服刘亚洲的一个判断，在前两年小布希上任后，把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大多数专家都判断美国的战略重点会东移，只有刘亚洲坚持认为美国的战略重点还在欧洲，而伊拉克这一仗，实实在在地证明了这一点。美国的战略重点确实还在欧洲。要维持货币霸权，就得先打挑战者，眼下对美国来说，这个挑战者仍在欧洲，就是欧元，就是欧盟。美国把亚洲视为真正挑战者那一天，恐怕要等到东亚元的出现了，那时它会掉过头来敲打亚洲，但现在不会。现在它腾不出手来，也无此必要。虽然美国军方一直想同时打赢两场战争，但我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