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给学校或家长让他们来领我们，而我们说出来的电话号码全是假的。一部分打不通，能打通的全是收费厕所——我把海淀区收费厕所的电话全记住了，专供这种时候用。等到放出来时，连末班车都开走了，就叫了一辆出租回家。刨去计程车费，我们也省了不少钱，因为我们五个人如果被罚款，一人罚五十，就是二百五，比出租贵二十五倍，但是这种勤俭很难得到好评。现在言归正传，F搜过了我舅舅的衣服，就把它们一件一件从窗口扔了回去，有的落在我舅舅怀里，有的落在地上。但是这样扔没有什么恶意。她还说：衬衣该洗了。我舅舅把衣服穿上，坐在凳子上繫鞋带，这时候F推门进来。我舅舅放下鞋带，坐得笔直。除了灯罩下面，派出所里黑色很多，F又穿了一件黑茄克。
纳博科夫说：卡夫卡的《变形记》是一个纯粹黑白两色的故事。颜色单调是压抑的象征。我舅舅和F的故事也有一个纯粹黑黄两色的开始。我们知道，白色象征着悲惨。黄色象征什么，我还搞不大清楚。黑色当然是恐怖的颜色，在什么地方都是一样的。我舅舅坐在F面前，不由自主地掏出一支烟来，叼在嘴上，然后又把它收了起来。F说，你可以抽烟；说着从抽屉里拿出一盒火柴扔给了他。我舅舅拿起火柴盒，在耳边摇了摇，又放在膝盖上。F瞪了一下眼睛，说道：「哞？」我舅舅赶紧说：我有心臟病，不能抽烟。他又把火柴扔回去，说了谢谢。F伸直了身子，这样脸就暴露在灯光里。她画过妆，用了紫色的唇膏，涂了紫色的眼晕，这样她的脸就显得灰暗，甚至有点憔悴。可能在强光下会好看一点。但是一个女人穿上了黑皮茄克，就没有人会注意她好看不好看。她对我舅舅说：你胸前有块疤。怎么弄的？我舅舅说：动过手术。她又问：什么手术？我舅舅说：心臟。她笑了一下说道：你可以多说几句嘛。我舅舅说，十几年前——不，二十年前动的心臟手术。针刺麻醉。她说，是吗？那一定很疼的。我舅舅说，是很疼。谈话就这样进行下去。也许你会说，这已经超出了正常问话的程度，但是我舅舅没有提出这种疑问。在上个世纪，穿黑皮茄克的人问你什么，你最好就答什么，不要找麻烦。后来她问了一些我舅舅最不愿意谈的问题：在写什么，什么题材，什么内容等等；我舅舅都一一回答了。后来她说道，想看看你的作品。我舅舅就说：我把手稿送到哪里？那个女人调皮地一笑，说道：我自己去看。其实她很年轻，调皮起来很好看。但是我舅舅没有看女人的心情，他在想自己家里有没有怕人看见的东西，所以把头低得很低。F见他不回答，就提高了嗓音说：怎么？不欢迎？我舅舅抬起头来，把他那张毫无表情的脸完全暴露在灯光下。他的脸完全是蒙古人的模样，横着比竖着宽。那张脸被冷汗湿透了，看上去像柚子一类的果实。他说自已的地址没有变，而且今后几天总在家。
我舅舅的手稿是什么样子的，是个很重要的问题。一种说法是用墨水写在纸上的，每个字都像大写的F一样清楚。开头他写简体字，后来变成了繁体，而且一笔都不省。假如一个字有多种变体，他必然写最繁的一种，比方说，把一个雷字写四遍，算一个字，还念雷。后来出他的作品时，植字的老要查康熙字典，后来还说：假如不加发劳务费，这活他们就不接。我给他校稿，真想杀了他，假如他没被电梯砸扁，我一定说到做到。但这只是一种说法。另一种说法是他的手稿是用牛奶、明矾水、淀粉写在纸上的，但是这些密写方法太简单、太常见了。拿火烤烤、拿水泡泡就露底了。我还知道一种密写方法，就是用王水溶化的金子来写。但是如此来写小说实在是罪孽。实际上不管他用了什么密写方法，都能被显出来，唯一保险的办法是什么都不写。我们现在知道，他没有采用最后一种办法。所以我也不能横生枝节，就算他用墨水写在了纸上吧。
现在传媒上批判《我的舅舅》，调门已经很高了。有人甚至说我借古讽今，这对历史学家来说，是最可怕的罪名。这还不足以使我害怕，我还有一些门路，有些办法。但我必须反省一下。这次写传记，我恐怕是太投入了。但投入的原因可不是我舅舅——我对他没什么感情。真正的原因是小姚阿姨。小姚阿姨当时正要成为我舅妈，但我爱她。
夏天我们到河边去游泳时，我只顾从小姚阿姨的游泳衣fèng往里看——那东西实在严实，但也不是无隙可钻，尤其是她刚从水里出来时——所以很少到水里去，以致被晒塌了好几层皮，像鬼一样的黑。小姚阿姨却晒不黑，只会被晒红。她觉得皮肤有点痒时，就跳到水里去，然后水淋淋地上来，在太阳底下接着晒。这个过程使人想到了烹调书上的烤肉法，烤得滋滋响或者起了泡，就要拿出来刷层油或者是糖色。她就这么反覆泡製自己的皮肉，终于在夏天快结束时，使腿的正面带上了一点黄色。我对这些不感兴趣，只想看到她从水里出来时背带松驰，从泳衣的上端露出两小块Rx房，如果看到了就鼓掌欢呼。这使她每次上岸都要在肩上提一把。提了以后游泳衣就会松驰下来，连辱头的印子都没有了，这当然是和我过不去的举动。她走到我身边时，总要拧我一把，说道：小坏蛋，早晚我要宰了你。然后就去陪我舅舅。我舅舅总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