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哪!希望如此。”
我挂上电话。可它又响了，这次是丹妮丝，她终于回到了家，所以回了我电话。我问她一点半是否需要一个伴。
“现在已经差不多一点半了。”她说。
“我是说明天下午，我只待几分钟。可以吗?”
“当然。只待几分钟?”
“最多一个小时。”
“当然可以。这是不是我们之间关係的新发展?伯尼，你是不是想跟我预约应付『突发状况』什么的?”
“不是，”我说，“我一点半或一点四十五分左右过去，到时再跟你解释。”
“我等不及了。”
我放下电话，脱掉身上的衣服。脱下袜子之后我在床边坐了一会儿，检查我的脚。我从来没有注意过自己的脚，也从来不觉得它们太窄，但是现在果然看起来又长又窄又瘦又可笑，而且毫无疑问，我的第二个脚趾确实比大脚趾长。我试着把过长的第二个脚趾缩起来，把大脚趾伸长。没用，我懒得再去管了。
没错，我有摩顿脚，这虽然不像得了梅毒那般令人惊恐，但也不能说让人感到高兴。
这时电话又响了。
我接起来，是个女人的声音，带英国腔：“对不起!请再说一遍!”
“哦?”
“伯纳德.罗登巴尔先生吗?”
“是的。”
“我以为我打错电话，打到气象局了。你刚才说：『不下则已，一下倾盆。』【註：意思是“祸不单行”。】”
“我不知道我说得那么大声。”
“你说了，而且现在外面真的在下雨。对不起，这么晚了还打电话给你。先前我试了几次，但没找到你。我叫杰西卡.加兰德，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我的名字?”
“好像没有，但是我现在脑子不是很清楚，否则接电话的时候不会说一句从间谍片听来的暗语。”
“你知道吗，其实这事听起来确实有点像间谍片，我以为我外公曾经提到过我，罗登巴尔先生。”
“你外公?”
“埃博尔.克罗。”
我悬着下巴张大了嘴，过了好一会才说：“我从来不知道埃博尔有个外孙女，甚至不知道他结过婚。”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结过婚，不过可以确定的是他没有和我外婆结婚。我外婆出生在布达佩斯，大战前他们在维也纳相识相爱。纳粹一九三八年入侵奥地利的时候，我外婆逃离了那里，当时她什么也没带，只有身上穿的衣服和抱在手上的我母亲，外公临别时送的礼物是一些值钱的稀有邮票，外婆把它们藏在大衣夹层里。她从维也纳逃到比利时的安特卫普，在那里卖了邮票再逃到伦敦，到了伦敦却不幸死于空袭轰炸。外公被送到集中营，最后幸运地活了下来。”
“你母亲……”
“外婆死的时候她只有五、六岁，后来被邻居收养。她很年轻就结婚生了我。她一直以为自己的父亲已经死在集中营或是战争中。大概六年前，她才知道事实不是这样。我说得太多了，希望没有打搅你。”
“不，不，听起来令人感动。”
“是吗?有一天外公出现在我们位于克洛顿的家门口，更精确地说是在门前的台阶上，就好像他雇了侦探，最后成功地追踪到了妈妈。那是一次令人欢喜的重逢，但是不久他们就发现彼此没有什么话可说。妈妈现在是典型的英国郊区家庭主妇，而外公……你也知道他的生活方式。”
“是的。”
“他回到了美国，常常给我们写信，但是多半是写给我和弟弟而不是妈妈──我有一个弟弟。两年前外公写信提议我何不到美国住一阵，这个提议来得正是时候，我辞掉了讨厌的工作，和我年轻却无聊的男朋友分手，上了飞机。长话短说，你知道的，通常人们说『长话短说』的时候都太迟了。总而言之，从那时候起我就在这里了。”
“在纽约?”
“事实上在布鲁克林。你知道圆石丘吗?”
“听说过。”
“刚开始我住在格玛西公园附近的一个女子旅馆，后来才搬到这里。我现在的工作好多了，同居的男朋友是个有趣的人，事实上我一点也不想念英国的家。我的话太多了，可能是太累的关係──身体上的，情绪上的。我打这个电话其实有一个特别的原因。”
“这个我一开始就知道了。”
“你真的是个值得信任的人，外公常常提到你，不只是把你当做──哦，说生意上的伙伴可以吗?”
“就这么说好了。”
“而且也当做一个朋友。现在他过世了，这个你想必已经知道。我很难过，他一定死得很惨。我希望他们赶快抓到凶手，但是现在我必须料理一切。我不知道他希望有个怎么样的葬礼，因为他从来没有说过自己会死这类的话，除非他留了诸如信件之类的东西，但是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人发现。而且警察把他的尸体扣留在太平间，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领回，如果是这样，到时候我只想办一个非正式的小小的私人葬礼，但是现在我想办一个追悼式，你认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