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这天父母的神情仿佛有点怪。他们告诉我，父亲明天要去参加一个学习班，要住在那里。我听了就有点羡慕，我一辈子喜欢吃别人家饭、住别人家床、听别人家话、给别人家干活——天生的无产阶级的命。所以次日早上父亲出门时，我要跟他去。父亲在楼门口抱了我一会儿，放下走了，我又追上去，父亲又抱起我。我从小性格与父母不合，父母经常打我，特别是四五岁后，抱我很少。所以这个场面我记得非常清楚，连同那高远晴朗的天空和楼里各家炒菜的香味。我长大后经常想到他们对我温情的一面，也就原谅了他们对我的无理殴打。这时母亲唤我回去，父亲却说就让这王八蛋跟我去吧。于是我就这样跟父亲来到了“学习班”。
那时的“学习班”就是各单位专门成立的对有错误、有问题的人员进行强制性思想学习和思想改造的内部清理机构。一般不许回家和自由出入，不许随便对外联络。至于时期长短、具体规则，那是百花齐放。据说有的学习班如同拘留所，学员如同犯人，挨打受骂。而有的学习班则如同养老院，美食终日，读读报纸，大概跟美国拳王泰森蹲的监狱差不多。泰森如果描写美国监狱，肯定跟非法移民入狱者大不相同。
我父亲去的这个学习班是哈尔滨市商业局系统的一个大班，学员有好几百。学习地点是在一个大学，好像是哈尔滨师范学院(今师范大学)。报到时要交几块钱伙食费和几斤粮票，这有点象征性，实际吃的东西价值远远超过这些。报到后发现许多叔叔阿姨我都认识，包括父亲厂子的一些党员干部。他们看我来了都很高兴，因为他们都知道我“有两下子”。其他单位也有带小孩来的，但都没精打采的，可能不是自愿来的。然后是分配房间，8人一屋，很大，有20平米。小孩跟大人一张床。房间非常干净，我觉得像旅店，现在想想，那是学生宿舍。
以后我就过了一段十分愉快的日子。每天三餐的伙食非常好，天天有肉有细粮，而且花样很多。我家当时只我一个孩子，生活是那一带比较好的，但因为开支无计划，父亲总在外面大吃大喝，所以一般礼拜天才吃肉，米麵也不能天天吃。这个学习班里，吃饭时8个人一桌，早上是馒头、烧饼、玉米粥，四盘素菜，两小碟咸菜。中午和晚上是馒头、发糕、油饼、花卷、米饭、麵条轮换，六到八盘热菜，荤素各半。有时也吃窝头或饺子、包子，吃窝头时就配大米粥，吃饺子、包子时就不给菜，但酱油醋和大蒜随便吃。父亲提醒我不要多夹肉，要把肉留给别人。可是别人经常把肉夹给我。我在这儿倒是学会了集体生活的一些规矩。父亲在部队生活多年，对这种大锅饭十分习惯。他给大家讲了很多部队上吃饭的趣谈。比如怎样能够多吃到饭?你如果盛一大碗饭，以为很多，可是等你吃完再去盛时，饭桶里已经没有了。聪明的人应该先盛半碗，比别人先吃完，再去盛一大碗。不过父亲对这里的伙食似乎不太满意，因为没有酒。后来他和几个酒鬼叔叔还是不知从哪儿弄到酒，喝了好几次。
吃饭之外就是学习。每天上午集中学习，经常是个什么领导作报告或是请个贫下中农忆苦思甜，大家记录。我父亲是私塾出身，字写得很好。他常常说：“‘文化大革命’以来的这些个中学生，那个字儿写得个屁呀!哪有我写得好哇!”我总想说他污衊文化大革命，但是我自己的字儿就写得狗屁一般，只好任他污衊。他们总让我溜出去玩儿，但我不愿意跟那几个孩子一块玩儿，半懂不懂地跟大人们一起听着。那种严肃的、有点枯燥、有点凉意的气氛，我感觉挺好，觉得世界很干净，自己和大家都很干净。
下午是分组讨论，主要是读报纸和发言。读报时，他们经常让我读标题和第一段，然后夸我道：“还没上学呢，真他妈灵!我那儿子，狗屁!”我想起这些情景，看看我现在的儿子，一天认不了两个半字儿，他那糊涂妈妈还夸他灵，我说：“狗屁!把他爹气死!”他妈就说：“对，把他狗屁爹气死!”读完报就挨个发言。有的空口说，有的对着小本子说，有的写了密密麻麻几大张纸照着念。有的在发言前先背诵几句毛主席语录，发言后喊几句口号。其实那会儿没人要求这样做，并不像姜昆、李文华的相声《如此照相》里那么夸张恐怖。但这是一种时髦，不是每个人都能根据发言内容找到恰如其分的语录和口号的。我对有个性的东西记得最牢。有一个叔叔检讨他为什么打老婆时，先背诵“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办到的事，女同志也能办到。妇女能顶半边天。”最后喊的口号是：“生的伟大，死的光荣!”都跟女人有关係，但我在一旁想，你老婆又不是刘胡兰，怎么能“生的伟大，死的光荣”?你老婆要是刘胡兰，你还敢打?还有，我父亲在家里也打老婆打孩子，怎么不检讨?他检讨的是在单位胡乱骂人的问题。我觉得我父亲应该背诵《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第五项注意：“第五不许打人和骂人，军阀作风坚决克服掉!”但我父亲什么也不背，他发言很长又很自然，很有首长风度，不时夹着一些山东粗话，这是在部队锻炼出来的本事。我想，父亲这样的人，部队如果送他们去上大学，一定会成为大能人的。结果他怀才不遇，在喝酒骂人中度过了大半辈子。父亲检讨的是骂人问题，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