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烧伤的人后来常常出现在河滨公园的糙坪上。那是这个城市的诗人们聚会的地方，在诗歌流行的黄金时代它曾经像集市一样热闹而富有生机，而现在不知为什么河滨公园变得冷清和萧条起来，每天早晨一群白髮老人集队在糙坪上练习一种名叫香功的健身术，到了黄昏前后另一些年轻人来了，他们人数寥寥，随身带着一本最新出版的诗集和自己的近作，这是城市剩余的最后几个诗人。有一天他们惊喜地发现糙坪上坐着一个戴口罩的陌生青年，他的手里捧着几页诗稿，他的清澈而忧郁的目光充满渴望和依赖，等待着诗人们走过去，当他们靠近他并围坐在一起时，戴口罩的青年用一种急迫的宏亮的声音朗诵了他的诗句。
烧伤我脸颊的火它来自看不见的空间我看不见烧伤我脸颊的火
只听见火的声音我看不见火但我看见我被烧伤的脸
比这个世界更加孤寂
那首诗就是后来被诗人们广为传诵的《烧伤》。而那个被烧伤的人也从此跨入这个城市最后一批诗人的行列。他给自己取了一个具有丰富含义的笔名火鸟。爱好诗歌的人们认为火鸟的诗浸透了世纪末的绝望情绪，神秘、自省而又忧伤动人，人们都听说了诗人火鸟被神秘地烧伤的故事，总是有人对此提出种种质疑，那些与诗人火鸟相识的人就说，那是真的，火鸟现在还戴着口罩。
两年以后的一个秋风朗朗的日子。诗人火鸟的家里来了一个客人。那就是他最早结识而后突然失踪的诗人朋友，诗人朋友给他带来了许多礼物，其中还有一隻塞满了钱的信封。火鸟对这隻信封觉得莫名其妙。
这是给你的赔偿费。诗人朋友表情很暧昧地盯着火鸟脸上的两块紫色疤痕。他说，难道你忘了，那次我撒酒疯把你按在煤气灶上？诗人火鸟恍若梦醒，他的双手下意识地掩住两侧脸颊，几乎是惊惶失措起来，他用一种怀疑而敌视的目光逼问着客人，煤气灶？你在胡说，我怎么一点都想不起来？你喝醉了，我也有点醉了。你骂我的诗是狗屁，我就把你拖到煤气灶边上，拿走水壶让火烧你的脸，你烂醉如泥，竟然一点都没有反抗。就这么简单？是煤气灶上的火？
是煤气灶。那天我酒醒过来吓了一跳，害怕闹出人命，第二天就溜上火车走了。后来听说你戴上了大口罩，又听说你成了诗人，哈，诗人！那位诗人朋友说到这儿突然快乐地大笑起来，想想这事真是滑稽，我现在成了个商人，你倒变成个诗人了。诗人火鸟也想笑，但是两年来他几乎已经忘记了笑的方法，一方面是因为两颊受过灼伤的肌肤忌讳任何剧烈的表情，一方面则是受到了诗人角色的限制，他不喜欢笑，因此在一个神秘的谜底被三言两语揭破时，他的喉咙里发出的只是类似嘆息的深沉的声音。两个久别重逢的朋友坐在公寓的窗前喝酒。窗外又是黄叶飘零的深秋，冰凉的暮色正一层层地在城市与人的头顶上铺展，渐渐地凝成大片的黑暗，灯光从近邻或遥远的窗口升起来，就像诗歌从人类平淡的庸庸碌碌的生活中升起来，它是美丽而令人眩目的。两个朋友从不同的角度眺望着黄昏以后的万家灯火，他们关于诗歌的讨论终于戛然而止。可是你说烧伤和诗歌之间有没有什么联繫呢？诗人火鸟最后向他的朋友吐露了一个深深的疑问。很明显那位朋友对此猝不及防，他凭藉夜色的掩护躲开了火鸟忧郁而焦虑的目光，他说，这两年我挣了好多钱。
一个朋友在路上
新年前夕我又收到了力钧寄来的贺年片。贺年片寄自陕北一个偏僻的小县，上面绘着早已过时的动物和花卉图案，边角已经在邮路上磨损得又皱又破，而且沾有些许莫名的灰黄色的污渍。这样的贺年片每年都从力钧手上寄出，邮戳上的地址每年都在变化，北京、昆明、海口、伊犁、哈尔滨，现在却是一个从未听说的旅行者足迹罕至的安塞县，它说明我的好朋友力钧还在路上，
在路上。
——这是力钧在数年前为自己订立的生活方式。我注意到贺年片上那句格言的风格较去年发生了些许变化。变向！只有简短响亮的一个词组，令人沉思却又不得其中之味。我联想到去年力钧赠我的格言——人类思考，上帝发笑——当时也使我感受到一种非凡的哲理的光辉。后来我曾把这句格言写在贺年片上转奇给别的同窗好友，再后来我就发现那句话原来出自一个声名鹊起的东欧流亡作家之口，那人叫昆德拉。我查了桌上的汉语词典，词典里居然没有变向这个词条。我不知道这是一种无意的遗漏，还是出于编撰者的孤陋寡闻。我也不知道力钧赠我这个词组（似乎是物理学名词？）包含着什么劝诫意义。但我知道作为力钧的朋友，必将受到他这种特殊的友情的滋润。变向是什么？管它是什么呢，用另外一些朋友的话来说，对于力钧你不必那么认真，就像你不必去探究他跑到陕北的安塞县去干什么一样。中国的各个角落几乎都有力钧的朋友，我只是其中的一个。回忆起与力钧最初的交往，至今令我感慨。那时候我们在北方的一所大学同窗共读，但平素很少看见他的人影，只是经常在哲学或政治经济学课堂上看见他突然举手站起来，向授课的教师提出一些深刻的质疑。他的声音带有明显的江浙口音，尖细而充满激情，每逢这时前排的女孩们都回过头来，用充满柔情的目光崇拜地望着他。力钧的头髮是乱而蓬鬆的，力钧不苟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