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两侧 作者：苏童
世界两侧自序
我给这本书定下的书名有点抽象，但也可以顾名思义，它触及了这个世界的两侧。一侧是城市，一侧是乡村，这是一种对世界的片面和简单的排列方法。先说说有关乡村的部分。细心的读者可以发现其中大部分故事都以枫杨树作为背景地名，似乎刻意对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塌法"县东施效颦。在这些作品中我虚拟了一个叫枫杨树的乡村，许多朋友认为这是一种"怀乡"和"还乡"情绪的流露。枫杨树乡村也许有我祖辈居住地的影子，但对于我那是飘浮不定的难以再现的影子。我用我的方法拾起已成碎片的历史，fèng补缀合，这是一种很好的小说创作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触摸了祖先和故乡的脉搏，我看见自己的来处，也将看见自己的归宿。正如一些评论所说，创作这些小说是我的一次精神的"还乡"。
《１９３４年的逃亡》是我生平第一个中篇小说，写于一九八六年秋冬之季。现在读者有诸多不满之处，但它对于我有一份特殊的意义。
现在说说世界的另一侧，这些有关城市生活的小说，《烧伤》等三个短篇是九二年的新作，《平静如水》等四个中篇写于八七或八八年。这是一些关于青春期、孤独、迷惘、爱情、失落、寻找的半流行小说。之所以自诩为"半流行"，是因为这些作品都有上述流行而通俗的故事线索和内核，也正是这些作品为我获取了最初的较广泛的读者。
我真实的个人生活的影子飘荡在这些城市青年中，亦真亦幻，透过它我做了一些个人生活的记录，有关青春和梦想，有关迷惘和寻找，有关我自己、我的朋友和在城市街道擦肩而过的陌生青年。我把这两类作品收进《世界两侧》中，就像一个花匠把两种不同的植物栽在一个园子里，希望它们看上去和谐而丰富。人们就生活在世界的两侧，城市或者乡村，说到我自己，我的血脉在乡村这一侧，我的身体却在城市那一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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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中男孩
事情说起来很简单，在一个闷热的夏日正午，我的女友灵虹突然不辞而别，离开了我们的家。这么说如果属于逻辑混乱的话，我不得不再补充一下，我和灵虹没有结婚，只是在恋爱。我们住在一起是不合法的，那样的生活叫做非法同居。那天傍晚时分我回到了罗家小院。罗家小院在罗家庄，离市区有１０里路。它是我花最便宜的房租租到的鬼地方。进门的时候我还抱着一打营养麵包，对灾难无所察觉。我看见罗家养的猪鸭鸡狗各自为政，忙它们自己的事情。女房东踮起脚尖往一根竹竿上晾腌菜，她将苦瓜脸侧向我，幸灾乐祸地说："那女的走了。"我说："她上哪儿了？""谁知道？她拎了个皮箱抱着盆花。"女房东把背对着我，又哼了声："谁知道你们大学生的事？"接着我就闻见了空气中那股灾难性的铁锈味了。我总是在心情紧张的时候闻见铁锈气味。我推开木板房门时惊呆了。房间像被土匪抢劫过了体无完肤，窗帘剪成了条条缕缕的随风飘荡，插花的啤酒瓶碎了底，水迹流了一地，竹编书架半倚半躺在墙角，海明威福克纳老子庄子掉下来挤作一团。最惨重的是我的床，床板掀翻了，压在乌黑的棉胎上。被单不见了，被单怎么不见了？环顾四壁，灵虹带走了她的所有东西，只留下一件藕色连衣裙挂在门背后。我坐在地上喘气，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我竭力回忆这之前发生了什么。我想问题可能出在昨天夜里。昨天夜里我从厨房破门而入爬到了灵虹身边，违反了婚前同居不同床的君子协定。昨天夜里我终于忍受不了就革了命。我想这是迟早的事她凭什么这样古怪？我想我没法不革命。错在哪里？灵虹那臭婊子带着那包乱七八糟的东西跑到哪里去了？我被打击得懵了头，坐在垃圾里想起我和她崎岖的爱情，我给远在新疆的老皮写了封信。字迹潦糙疲沓得让我自己吃惊。我在信中写道："老皮：我跟灵虹战斗了半年，终于得到了她。灵虹从前一直是个处女，证明你从前对我说的全是吹牛。"我没有把灵虹出走的事告诉老皮。
一
我有一个预感，灵虹还在这个城市里。她很可能寄居在某个莫名其妙的处所，或者在澡堂的夜间旅馆，或者在车站码头候车室，她不忌讳恶劣的环境。她如果手头还有几块钱就会坐在咖啡馆里，从茶色玻璃后面观赏街上的男男女女，一杯一杯地吃冰淇淋。她天生是个胡吃海花的女人。她有可能隔着玻璃窗看见我骑车经过。她不招呼我，这是她喜欢的悲剧效果。我不去找她。我要让她自己回来乖乖地改邪归正。每天去学院图书馆上班整理五花八门废话连篇的书籍杂誌，下班回到近郊的罗家小院写我的小说和诗歌。这是我的生活。我又过起了我臆想的格林威治村文人的生活，只是楼下的猪厩和鸡鸭太臭，也没有三明治和热狗吃，也没有钱把啤酒一瓶瓶往肚子里灌。我工作累了就抱着一台廉价的百花牌收录机，听伟大的约翰·丹佛唱《乘飞机远去》。我没有灵虹也一样能过日子。但我总是看见灵虹的连衣裙在门背后晃荡。我想起它的来历无法按捺我的激动心情。有一天我手yín时恶毒地把脏东西涂抹在灵虹的连衣裙上。
那条裙子是三年前在北京街头买的。记得也是七月，我们即将从温暖的大学滚蛋。我、老皮约了灵虹去逛三条大街。三条大街运动是灵虹首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