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中，尚属较早的华北地区的磁山文化，距今7千多年，儘管磁山遗址中缺少墓葬材料，但在一些灰坑中仍然发现有成堆放置的人工饲养的猪狗骨架，而且均属成年个体。
磁山文化中的农业资料非常丰富，大量的粮堆积，充分证明磁山人在7千年前，就是一个农业民族，遗存中，堆积粮食的灰坑占总数的23％，可以看出，当时的农业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粮食已有了剩余，这给家畜饲养提供了条件，推动了饲养业的进步。同时，也为埋葬家畜的宗教祭祀提供了物质条件。磁山文化资料表明，以埋葬猪狗为方式的宗教现象，在中国至少有7千多年的历史。
河南安阳鲍家堂发现了一处仰韶文化遗址，其中清理了两个袋状形灰坑，这两个坑对了解葬猪与宗教的关係会起到一些帮助作用。在一个坑的底部，埋葬着一具完整的猪骨架，两前肢和两后肢分别合拢，似为捆绑后埋入的，猪骨架后边放置一件彩陶罐，罐内放一件带孔蚌锥，另一个灰坑共有4层堆积，每层都埋有完整的猪骨架，第1层1具，第2层3具，第3层2具，第4层4具，共出10具。有的单具摆放，有的3具迭压，骨架全为前后肢合拢，似捆绑后埋入的。这两个灰坑均位于陶窑附近，并且同出1层，可能是为烧制陶器过程中的一种牺牲，从而反映了人们对烧制陶器的重视。
黄河流域从大汶口文化中期以后，普遍兴起了埋葬整猪或猪头的葬猪习俗，并且形成了一定的埋葬方式。
在山东邹县野店大汶口文化遗存中，发现了两个猪坑，其中一个坑呈圆角梯形，埋葬一具完整的猪骨架；另一个坑为圆角长方形，在埋葬的整猪上下，各用缸片铺盖。这是一种特殊的葬猪方式，具有明显的宗教意义。其中一个猪坑位于墓葬和房子附近，显然是为祭祀房子的建成或为祭祀墓中的死者而设立的。
在山东曲阜西下侯大汉口文化的125座有随葬品的墓中，以上随葬13猪骨。有的用半隻猪，有的用下颚骨，其中有43座墓出土有96个猪头，最多的一座有14个，有的还把猪头放在浅盘大豆中。
诸城呈子遗址，9座墓共随葬猪下颚骨42个，一座墓最多13个。在三里河遗址中，有18座大汶口文化墓葬，共出土143个猪下颚骨，其中，一个野猪的下颚骨上，有用火对灼的两个对称穿孔，并且出现了用鹿头随葬的现象。
江苏邳县大墩子遗址，有两座墓分别用3只猪和1只狗殉葬。M40狗骨②吕光天：《北方民族原始社会形态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8页。③唐祈等：《中华民族风俗辞典》，江西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506、507页。架放在墓主人足下，左手还握有一对獐牙钩形器，具有浓厚的宗教意识。在埋葬整猪的遗存中，有的把猪摆成一定的姿势，在西夏侯第二次发掘时，有一个坑埋着一具完整的猪骨架，四肢弯曲，规整地合拢在一起，似捆绑后埋入的。这种埋葬现象并不是偶然的，应是受到一定的意识所支配。中原地区，相当于仰韶文化向龙山文化过渡时期的大何村第四期遗存，就有专门埋葬家畜的现象，这一期的灰坑中，曾出土有两具完整的猪骨架。而到河南龙山文化时、已有专门为祭祀设立的羊坑。白营龙山文化村落遗址中，发现一个不规则圆形坑，坑内侧放着一具羊骨架，前后肢呈重迭状，似经捆绑，看来与祭祀房屋的奠基有着一定的关係。
在黄河流域下游，相当于龙山文化的山东砣矶岛大口遗址一期文化中，发现7个专门埋葬猪狗的兽坑，其中有3个坑在猪骨的上边压有5块大石头，几乎盖住了整个猪骨。有的坑内填有马蹄、螺夹、海蛎壳以及小石子等。在比它稍晚的二期文化中，也发现有3个相同的兽坑。兽坑与墓葬相邻，在墓中的人骨架上也常有大石块压盖，尤其是在二期文化一号兽坑的旁边，有一个直径为0.48米的圆形坑，坑内有上下3层石块，中层铺有3块较大的石块排成"品"字形，上层是在中层的3块大石头上又盖一块大石头。这种现象应该与当时的祭祀活动有关。又根据这些遗蹟在遗址中的分布来看，都在山顶的南坡下，因而发掘者也认为，这些特殊的兽坑可能就是祭祀山神的。同样，在黄河上游，用猪作祭祀的现象，在原始社会末期的齐家文化中表现得也非常突出。墓中用猪下颚骨随葬，已成为普遍的现象。秦魏家、大何庄、皇娘娘台等齐家文化遗址，都有丰富的猪下颚骨资料，同时也有埋葬整猪的实例。1988年，在甘肃天水西山坪遗址的墓葬和房屋附近，发现了一个完整的猪骨埋葬坑。该坑是一个经过人工挖制的圆形袋状坑，口径3.2米，深1.4米，底部平坦，坑壁规整，直接挖在生土层中。在坑的底部清理出5具比较完整的幼猪骨架，其中在坑中央的三具排成"T"字形。有的位于灰坑的边壁，从清理的情况来看，这些猪都是一次性有意识埋入的，如果结合附近的其它遗蹟现象推测，可能与房屋或墓葬的祭祀有关，具有明显的宗教意义。
中国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葬猪的现象比较少见，这可能与当时当地的自然环境有关。虽说历年的考古发掘中，曾在江苏南京北阴阳营遗址、常州圩墩遗址、上海青浦崧泽遗址、江苏吴县草鞋山遗址以及良渚文化的一些遗址中，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