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韬奋等关进 “苏州高等法院看守所”后，对他们的“侦讯”整整进行了 4个月。在 “七君子”被捕的时候国民党当局就声称是“依据危害民国治罪 法”将他们逮捕的。从他们被移送 “高等法院”到1937年2月，一共经过5 次侦讯，时间长至两个月。到第二、三次便已没有可问的事，早就应该结束 侦讯，决定有罪无罪的。但是在2月29日，他们忽然又接到了江苏高等法院 的 “裁定书”，将他们7人的羁押期从1937年2月4日起延长2个月。 在该案侦讯期间，国民党政府江苏高等法院检察官使尽各种卑鄙伎俩、 要把他们罗织入罪。韬奋在每次侦讯时都坚决果敢地据理争辩，驳斥检察官 的诬衊。双方争执的焦点是“阵线”问题。检察官一再指斥韬奋与莫文华（即 刘少奇）的通信是“妄倡人民阵线”。事实上韬奋主张的是“民族联合阵线”， 检察官之所以要将这两者混为一谈，目的是为了节外生枝，以便把 “危害民 国”的罪名强加在韬奋身上。因为从字面上理解， “人民阵线”是以阶级为 出发点的，它的性质是对内的；“民族联合阵线”则是对外不对内，是不论 阶级，只要是不愿做亡国奴的，都应联合起来一致抗敌救国。为了证明自己 所主张的是 “民族联合阵线”，韬奋向家里要来了 《生活日报》和《星期增 刊》的全本，用事实驳到了检察官的诬衊。检察官无计可施，竟然耍赖，说 韬奋写文章是 “言不由衷”，意思是说韬奋明里主张“民族联合阵线”，实 际上还是提倡 “人民阵线”。这句话把一贯老实认真的韬奋气得跳起来，连 声大呼： “抗议，抗议，抗议检察官的无理！”他声明对自己所写的一切文 字负百分之百的责任，没有一个字是 “言不由衷”，抗议检察官”侮辱人格 “并要求记录入笔录。韬奋还驳斥了检察官关于他们“勾结军人，图谋轨外 行动”的无稽之谈。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各界人士要求释放“七君子”的呼声越来 越高。可是在1937年4月4日——已经羁押4个月的法定侦查期满的最后一 天的晚上8点钟，检察官却送来了 “起诉书”，竟然诬衊他们有“共产党犯 的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六条嫌疑”而正式提起公诉。由此立即引起全国人 民的愤怒和抗议。韬奋等人毫不畏惧，在狱中积极准备材料，对抗法庭。他 们认为这是宣传救亡的一种机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4月12日发表宣 言，要求立即释放 “七君子”及全体政治犯，并指出：韬奋等“以坦白之襟 怀，热烈之情感，光明磊落之态度，提倡全国团结，共赴国难，停止内战， 一致抗日，此实为我中华男儿应尽责任与光荣模范”。要求国民党政府 “立 即释放沈、章、邹、李、王、沙、史诸爱国领袖及全体政治犯”。以后，宋 庆龄、何香凝和各界知名人士又发起 “救国入狱运动”，制定“救国入狱规 约”，并且由宋庆龄率领，携带写给国民党苏州高等法院的文件，亲往苏州 高等法院 “请求羁押”，以此营救被囚禁的救国会诸负责人；同时发表“救 国入狱运动宣言”。 这个时候，被捕的救国会诸领袖同国民党反动派之间展开了一场针锋相 对的斗争。韬奋在狱中曾给来访者题词： “力争救国无罪，不是为个人是为 着救亡运动的前途。不许侮辱人格，也不是为个人是为中华民族人格的光 辉。” 1937年6月11日，国民党政府不顾人民的反对，在苏州高等法院对此 案开庭审判。开审时间定在下午1时，人们却在午前都冒雨来到街头，在马 路旁边等着目睹 “七君子”的风采，并对他们表示敬意。看守所和法院门口 防卫森严，警察林立。韬奋等11时30分登车，精神振作，服饰整洁。开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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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夕，国民党宪兵警察封锁了法院，突然贴出布告 “停止公开审讯”，不准 记者和家属旁听。韬奋等人坚决表示，此案根本没有秘密审理的必要，如不 公开，就拒绝出庭。法院迫于压力，只好允许记者和家属旁听。 拖延到下午1时50分正式开庭。25名着名律师自愿免费为 “七君子” 辩护。头一个受审的是沈钧儒，曾被问到 “抗日救国是共产党的口号，你信 仰共产主义吗？”等问题。他答话很坚决，很从容，当他说到 “共产党要吃 饭，我们也要吃饭，共产党抗日，我们难道不能抗日？”的时候，全场为之 动容。审判时，法官除仍旧咬住 “人民阵线”一词胡搅蛮缠，又提出西安事 变等事来问讯，沈钧儒要求审判长传张学良作证。 这些要求本来都是合理合法的，却都被法官拒绝了。这一次审讯，被告 和律师一再要求对起诉书列举的事实有关人员进行调查和对证，但是审判长 不予考虑。因此，他们利用这个要求作理由，声请迴避，拖延时间，以谋对 策。 “七君子”终于取得了推迟审判的胜利，使国民党政府的随审随判罪， 强迫送南京反省院的阴谋彻底破产了。韬奋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