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1792年，“革命”军队需要抵御进犯的对方军队时，很少有机会去实践这种正式的军事理论。皇家军队中有一部分人向革命政府效忠，但这部分军队被看作是不可信任的。现在已经没有这么大量的经过训练、纪律严明的步兵来运用旧政权时代的战术。即使还有教导、灌输的时间，自愿参军的士兵也不打算再遵守传统的纪律。革命军队都根据“必要“去办事，把卢梭让·雅克·卢梭(J. J.Rousseau, 1712-1778)，在瑞士出生，生活在法国，哲学家、作家、政论家。关于“自然人”的概念升华为指导性原则，对旧秩序的不自然作法不再理会。他们自由自在地打仗，以捍卫已得的自由，他们用大队进攻与分散搜索相结合的办法，高叫着“上刺刀！”猛向前冲。这是一种作战的天然模式。的确，对于这批在战斗前一两天才刚刚摸过滑膛枪的士兵来说，也只能采用这样的作战方式，当然这样的作战方式是全然不相宜的。人们不能忘记，革命军队中含有大量正规兵、军士与年轻的军官，他们欣喜地获得了在旧制度下得不到的责任与机会。尤其是炮兵与轻步兵，从前被贵族们看作是时髦的岗位，从不让平民插手。正是旧军队的正规大炮于1792年9月炮轰瓦米，拯救了“革命”。第二年，法国军队重组成新老成分混合的正式军队，一个正规的营按自愿编成两个队；国家警卫队旧的白式皇家制服改为红白蓝三色。新法国军队成功的奥秘在于把旧制度下的职业性同保卫国家的热忱结合了起来。
如果不是经过从前狂热的专制制度下的训练、现在又由一位自亚历山大大帝以来最伟大的军事天才来领导，这些混编的部队也许还打得不如从前那样好，儘管他们也无需像从前那样作战这么久。当然，如果他们无法对抗既受过专业训练、又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敌人，他们也就不会从革命战争的最初几年中活下来，更不必说胜利地活下来。旧时的君主们必须仔细地计算他们的军事预算，因为保持一支正规军队在财政上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但在革命的国家，庞大的军事预算是不会有人反对的。1793年，志愿入伍者已基本消失，为此“8月23日法律”规定：“自即日起，直至敌人被驱逐出共和国领土之日，全体法国人永远有服兵役的责任”。
一年之内，敌人被清除出法国领土，然而，无情地不断扩大的征兵工作延长达二十年之久。1794年末，法国革命军队的组织者拉扎尔·卡尔诺(Lazare Carnot)指挥着百万大军，他利用这一优势在各个战场上耀武扬威。效果总是来自数量！这是他的口头禅。“计谋没有用，军事艺术没有用，只有火、钢和爱国心才管用！”18世纪的战争中几乎已见不到的纯粹的凶残，如今又屡见不鲜。卡尔诺写道：“战争就是残暴，要么不顾一切，要么就回家。”既然恐怖已成为家常便饭，战场上自然应当变本加厉。他鼓吹：“我们必须消灭敌人，直到赶尽杀绝！”Marcel Reinhard, Le grandCarnot, Paris, 1950, Vol.II,P.100-108.战争不再是有节制的了，不再是可以不分胜负的了。
既然人能征召，那么全国的资源都可以征用来养活军队，包括武器、装备、着装与军粮。卡尔诺与其同事们为此创立了一种“有计划的战时经济”，其基础是断头台的恐吓。各地的粮食都征集起来，不顾当地居民的必要消费。设立国营的麵包房，生产“相同的麵包”，按供应卡分配给国民。所有消费品都由政府规定了最高价格。奢侈品全部征收来供出口，换回战争物资，全部国际贸易都由一个中央委员会加以管理。所有运输及工业生产都被宣布国有化，并用作军事工业。私藏财物以逃避管制者，或在黑市上做交易者，一律处死。武器、弹药、军服与装备的製作，都由国家来组织。甚至科学家也被征召来解决冶金、爆炸、发射，以及其他有关武器生产的问题。在默东(Meudon)设立一座供研究用的实验室，发明了头一批军事观察用的气球。巴黎同前线之间架通了信号式的电话。这是科学头一次在国家规模上用于战争活动。
行动同概念不相等。一旦外国入侵的紧迫危险消除了，人民便不再准备采用那些概念，极权政府也无法用他们惯用的手段去强制人民。一旦，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领导的“恐怖与效能”政府于1794年热月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共和历的第11月，相当于公历7月19日到8月17日。被推翻，供应军用品的企业又转为私营企业。通常负责管理这方面业务的军需处现已不能适应已发展至如此大规模的业务活动，于是贪污便盛行起来。军务合同商成为炫耀一时的“五人执政内阁”法国1795－1799年间由“五人执政内阁”统治国家。与“帝国”的新贵；纳税人（先是法国的，后来包括欧洲各国的）则受尽压榨，以饱“新贵”们的私囊。有一种说法．说拿破崙的军队有三类人；高级军官既有荣耀又有财富；低级军官和士兵有荣耀无财富；后勤委员有财富无荣耀。Jean Morvan, Le Soldat imperial,Paris, 1904,Vol.I, P4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