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后者是大量的。1595年，一位在“西印度公司”任职的西班牙官员抱怨说：“近四年来……海盗船既多又猖狂，他们就像是在自己的国家里……从海上入港的每一条船隻都躲不开它们，出港的船隻也一样。”Andrews,ElizabethanPrivateering, P171.印度洋上，海盗也不少，载着宝贵财物的荷兰或葡萄牙的大商船常常被劫持；北海与英法海峡有从敦刻尔克出来的海盗肆无忌惮；巴巴利沿岸巴巴利(Barbary)沿岸指北非伊斯兰教各国（埃及除外）。
的海盗则实行恐怖统治，不仅在地中海，而且包括大西洋，有时还去到英格兰南部沿海，到处掠夺财物与划船的奴隶。
17世纪早期，事实上“可见到残酷、混乱的战斗到处泛滥，只有武装良好的船舰或者不起眼的小船，才有点信心敢于驶行。”J. H. Parry,The Age of Reconnaissance,London, 1963,P324.这个问题，经过政府逐渐控制海盗基地，解决得很缓慢。1650年以后，在“西印度公司”任职的英国、荷兰、西班牙与法国官员抛弃前嫌，联起手来对付海盗，到本世纪末，海盗几已绝迹。但他们控制不了北非海岸，该处的海盗活动一直延续到19世纪。所以，欧洲商人不管他出去是不是有意找麻烦，一定要有心理准备，一定要配备武器。
私掠船作为政府的助手，也延续到19世纪，但当海军舰隻变得航速更快，炮火更有力后，私掠船的价值便降低了。到装甲船出现以后，私掠船实际上就消失了。作为私掠商船的武装快船，仍有它的价值，直到“拿破崙战争”；但比起法国在打“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1－1714年）时使用这类快船的规模，要差多了。
科尔贝尔提出的“捕捉敌方商船”的政策，允许政府动员私人商业力量，执行得颇为顺利、有效。另一位伟大的法国战略家塞巴斯蒂安·勒·普赖斯特·戴·沃邦(S.P.de Vauben)，也把这一政策作为重要的战略思想。因此，法国的私掠船由政府组织起来，成立一些庞大的航运公司。私人资本家提供金钱，王室提供船隻，配有皇家的武器弹药，雇用的水手都经过军事训练。这些私掠船同法国皇家海军紧密合作。法国军舰攻击英国与荷兰的护航舰，迫使英荷两国的商船四散逃开，以便法国的私掠船猎娶捕食。英国与荷兰如进一步采取保卫措施，其代价将非常昂贵，因此不值得再继续进行贸易活动。
法国私掠船的主要活动区域是英吉利海峡与北海，但“他们远至斯匹次卑尔根群岛Spilzbergen,属今挪威。以破坏荷兰人的捕鲸活动，去到亚速尔群岛Azores,位于大西洋西北部。
拦截葡萄牙人同巴西人的贸易，去到圣筋勒拿岛St.Helena,英国殖民地，大西洋沿岸。拦截荷兰与英国从远东运来的货物。”
J.H.Owen,War at Sea under Queen Anne, 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 1938, P.61-63.一百年前德雷克与霍金斯的零星冒险活动，比起现在杰恩·巴持，德·福宾，杜奎·特鲁因等计划周到、装备精良的多次“冒险”活动，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了。
政府鼓励私人冒险以增加国家财富与威势最着名的例子是几家特许公司。其中，英国的“东印度公司”(Engli射ast India Co.)始建于1600年，是最老的、存在时间最长的一家。两年后，荷兰仿照创建了“荷兰东印度公司”，1621年又成立“荷兰西印度公司”。17世纪早期，在北美成立了多种英国公司，这些公司有它们自己的理事会，有总督，有充分权力去同外国当权者谈判，决定战争与和平，有权修筑要塞、购买武器、建立军队与舰队。法国人仿照较慢，但一等科尔贝尔出现在政治舞台，便开足了马力。荷兰与英国的公司主要地是同政府联合起来增长私人财富，政府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从中取得巨额红利。而法国公司的业务则事无巨细都置于科尔贝尔的监督之下，公司成为法国政府不明确的工具与代理人。“法国东印度公司”创建于1664年，贸易中心设在马达加斯加，竞争区域是印度洋。法国的“西印度公司”于同年建立，活动范围从西非起，穿越加勒比，北到加拿大。“北方公司”打算把荷兰挤出波罗的海贸易圈；“勒凡公司”打算控制地中海。科尔贝尔公开地把这些公司形容为军队，也确实把它们真的变成了军队，力促路易十四向荷兰开战。法国公司也许因为成了政府不明确的工具，可又远离中央政府，政府鞭长莫及，因此没有荷兰与英国公司发展得那么成功。
这些特许公司在海外、在世界舞台上作为独立角色赚钱、开战、停战，直到19世纪非洲大陆的开发，产生新一代的特许公司，在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Leopold II)与塞西尔·罗兹(Cecil Rhodes)那样的暖昧人物的指挥下，把那些特征几乎延续到了现代。可以想想“矿业工会”在喀坦加Katanga,萨伊国的一个剩的所作所为，的确，我们今天对这些东西也并非不熟悉。
到了18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