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惜自南北朝从南洋输入中国以来,因帝王无远见卓识,并未大力推广种植。万岁混一天下后,即令河南、河北、山东、山西、江西、湖广普遍种植木棉(棉花),并让军士教以种植纺织之法,而今仅数年,木棉已成平民百姓之衣,棉衣棉布,已成主要军资,如洪武七年,万岁以十一万袭木棉战袄赐北征军士,四年,赐长淮卫军士棉布人二匹,在京军士十九万七千人棉布人二匹,棉花四万余斤,赐陕西各卫所棉布五十万余匹,棉花十万余斤。去冬今春,赐北平将士十万五千余人布二十七万余匹,棉花五万余斤,赐辽东诸卫将士十万余人棉布四十三万余匹,棉花三十六万余斤。而今户部尚握有棉布三百余万匹,棉花二百余万斤
。棉布棉花俱三十税一,百姓手中,棉布、棉花的数量大得惊人哩。”
胡惟庸这段话,虽有溢美之处,但就其整体而言,却合乎事实。正是朱元璋通过行政命令与军队的技术指导,使棉花的种植和棉布的纺织传到北方,使棉布成为中国百姓衣料的主要来源,并逐步取代了丝绸的地位。在棉花种植业和棉布纺织业的发展史上,明初是一个划时代的阶段,朱元璋确实立下了不世之功,为当时的中国人民及其后代做了莫大的善事。 朱元璋听了胡惟庸的这一席话,心都甜得醉了。他大笑着站了起来,走到胡惟庸跟前,把右手搭在他的左肩上,道:
“朕真有那么多圣明之处?朕若能略胜唐太宗就知足了,你少给朕戴几顶高帽子,还是谈谈朕不如唐太宗之处。”
朱元璋说得极为诚恳,极为动情,使胡惟庸大受感动,以至决心斗胆砭砭朱元璋的痼疾,因说道:
“万岁智勇兼备,集项王汉高之能于一人,古今人主中无有及者;又兼万岁料事如神,虽孔明、魏武,不
足提矣。
因之计由己出,谋由圣断,参议幕府如同虚设。久而久之,万岁便难纳异议。但智者千虑,或有一失;愚者千虑,或有一得,万岁不宜以直言罪人。想那些冒犯龙颜之语,多出于对皇家的忠心。有说得对的,万岁嘉纳之;有说得不对的,万岁摒弃之,不宜轻动圣怒,堵塞言路。微臣以为万岁胜过唐太宗处甚多,惟从谏如流一条,不如唐太宗。微臣愚钝,斗胆妄言,请万岁熟思之。” 朱元璋听罢,脸上的笑容凝固了,眼睛直勾勾地看着胡惟庸的脸,足足盯有一分钟的光景,见胡惟庸的脸色仍平静如常,竟没有丝毫的怯懦,这才收回目光,轻声说道:
“朕禀赋刚烈,容易动气。朕也自知有此短处,朕日后定加警戒,虚己纳谏,广开言路。”
胡惟庸虽然神色不变,其实心里也十分紧张,手心里早已浸满了汗水。见朱元璋比较诚恳地承认了自己的短处,便趁热打铁地劝谏起来:
“万岁,即如此次春闱择士,北方因战乱之故,文学不如南方,此理之
自然。刘三吾乃憨直老儒,只知以文取人,哪里懂得万岁恩庇北人之心?终因迂直而吃充军塞外。”
朱元璋向胡惟庸摇了摇手,制止他再往下说,同时点头道: “朕也知刘三吾迂直,第恨其不体谅朕曲庇北人的苦心。
朕明日便将他赦回。”
胡惟庸连忙跪下,磕头道:
“万岁圣明若此,宽厚若此,虽尧舜不过如是。”
朱元璋因执法太严,性子太烈,动辄以细过苛责大臣,却又最恼人批评他刻薄寡恩,现一听胡惟庸恭维他宽厚,高兴得脸上盪出了笑容,以一种近乎谈心的口吻向胡惟庸讲述当皇帝的难处:对臣下宽了,朝纲便会弛废,贪墨便会泛滥;对臣下严了,又会落下刻薄寡恩的恶名。宽严之度,真难把握呀。为了社稷,为了黎民,他是宁愿负臣子以遭恶谥而不愿贾虚名以遭实祸的。
胡惟庸以很理解皇帝的难处的口吻提起了刘邦诛杀功臣的旧案,认为以韩信为首的诸功臣也太不识大体:天下既已一统,何必还要典兵?大兵在握,皇
室岂能高卧?倘有小隙,非但无法弥合,反而日益扩大。裂沟既宏,岂能相安无事?特别是那些枭勇善战之将,往往又居功自傲,无视皇家法度,受了斥责,便心怀怨望,甚至铤而走险,池潢弄兵,到此时,皇家即欲保全勋臣,也难如揽月,这便是汉初功臣自取灭亡之道,非是皇家寡恩。而文臣秉政,即便势倾朝野,皇家一纸丹书,便可立废,断不会危害皇室。譬如东晋之王导、王敦,王导虽秉朝政,因不典兵,儘管权倾朝野,但皇帝一怒,王导只得率阖门待罪宫门之外;王敦因兵权在手,便举兵为乱,几倾晋室。又如唐之安禄山、杨国忠。
安禄山之地位远不及杨国忠亲重,但因安禄山大兵在握,便问鼎帝京,叫明皇狼狈西狩,唐室险被倾覆;杨国忠虽势焰熏天,却因没有兵权,最后死于乱刃之下。 胡惟庸的长篇大论,意在说服朱元璋不让开国武臣管理政事,却把政事放心交给文臣。交给文臣,实际上是交给他这个当宰相的。最近朱元璋让李善长和李文忠掌管中书省、大都
督府和御史台,议军国重事,形成了相外有相的局面,使胡惟庸颇有被分权架空的危险。权力攸关,荣辱系之,胡惟庸自然是要力争不可的,何况他对李善长和李文忠的能力并不折服,认为李善长不过仗着是朱元璋的老伙计,除小心忠谨外并无特别的才干;而李文忠只是一员勇将,还是参加起义后才与文盲告别,典兵打仗尚可,若要料民,却是大大的外行。他认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