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仁玕见到处清军设卡，只得沿原路折回广东。四处躲藏之余，洪仁玕差点找个水塘“自裁”了。
1853年，他跑去香港，混入教堂给洋教士当中文教师。后来，听得“太平天国”在南京，他马上往上海赶，想去找“洪天王”。结果，当时战事吃紧，道路不通，上海的“小刀会”兄弟也不相信他是鼎鼎大名“洪天王”的弟弟，根本不予理会。无奈之下，洪仁玕只得在上海洋人学馆以学历算为名磨蹭了一段时间，最终又返回香港。
此后数年，他在香港苦学英文，研习西方的文化和制度，并在1859年在洋教士出钱资助下再次向南京进发。
千辛万苦之后，他终于进入“天京”，与洪秀全相会。
当时，杨秀清被杀，石达开出走，万事忧心。洪天王见洪仁玕这么一个洪姓弟弟远道而来，喜出望外，立刻封他为“干天福”。一个月不到，就又加封这位洪姓族弟为“天国开朝精忠军师顶天扶朝纲干王”，总理政事，基本就是让他接过先前杨秀清那一套大权。
为平息众人心中怒气，洪秀全不得不在不久之后加封陈玉成为英王，李秀成为忠王。
相比容闳那些真正在美国受正统西方教育的“海龟”，香港来的洪仁玕也就是半瓶子醋的“海带”而已。自始至终，与所有“海龟”、“海带”一样，洪仁玕施行的一直是一些脱离实际的措施。
为了向“天王”哥哥显示才学，为了平息太平天国高层将领对他的不服气，洪仁玕自然要玩点真格的。于是他到天京没有多久就上呈《资政新篇》，当然，其中不少内容都是他早就在香港拟好的。从当时来看，洪仁玕的提议和想法不可谓不新。他开篇就洋洋洒洒说“时”论“势”，举俄罗斯和日本为例，认为“太平天国”要成大事，就应该顺应世界潮流。这个想法，与日后的广东人孙中山想法其实完全一样：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易，逆之则亡。”
《资政新篇》主要有三大类：风风类、法法类、刑刑类。
风风类，主要讲要移风易俗，大力推广基督教的宗教善意。当然，这一类最主要的，是洪仁玕建议以西方“有用之物为宝”，如火船、火车、钟錶、电火表、寒暑表、风雨表、日晷表、千里镜、量天尺、连环枪、天球、地球等物，其实是欣羡西方物质文明，确有“进步”意义。
法法类，即洪仁玕建议仿效西方政治经济制度，发展生产，开拓经济，开拓交通，兴办银行，鼓励发明，同时他建议设立严谨的基层乡官制度，增设监察机构，同时对洋人通商来往坚持“信义”二字。
刑刑类，自然是要实行西方那种司法制度，矫正从前“有法无依”的弊政，并想出“禁朋党之弊”一说。（洪仁玕大概还不十分理解西方“三权分立制”，所以他没有提及这方面内容）
总而言之，洪仁玕的这篇东西，确实是一部明显带有法制与民主色彩的政治改革方案，其中不仅有发展资本主义的经济政策，还有平等独立的外交方针，也有有关教育文化与社会事业方面的真知灼见，可以说是近代中国人睁开半隻眼看世界的一篇好文章。
从积极方面看，洪仁玕这些远大“理想”，其实与日后的满清“洋务派”不谋而合，而且他的某些见识也比日后的魏源要高出不少。而且，在时间上讲，《资政新篇》的颁布比日本“明治维新”早十年，比“戊戌变法”早四十年。在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清朝末期，如果其中的建议得以真正施行，肯定会对中国社会产生振聋发聩之效。
洪秀全本人对族弟的这些主张不甚了了，但明确反对其中“缓于诛杀”的条议，除此以外，照准颁行。
虽然《资政新篇》被当作“天朝”政纲加以刊示，但在洪仁玕实际的执政时期内（1859-1862年）根本就是一纸空文。这是因为，军务和战争是当时太平天国最最迫在眉睫之事，在外大将如陈玉成、李秀成又从心理上瞧不起他这么一个“书呆子”，所以他的建议没有一条落实到实处。
本来，洪仁玕由于精通英语，与好多洋教士关係密切，并把美国教士罗孝全请到了天京。1862年，随着洪仁玕杀死罗孝全仆人一事的发生，加上罗孝全觉得自己想在太平天国宗教上独掌大权的幻想落空，这个“洋和尚”愤然出走，此后在媒体大肆攻讦洪仁玕。加之，因为一些请求遭拒，洋人们对洪仁玕的印象也一落千丈，纷纷认定他是很狡猾的太平军谋士，“其理论，其行为，均不甚正大，彼之着作，不过是笼络外国教士之手段而已”（英国驻华公使普鲁斯）。
1862年下半年起，由于援助安庆失败，洪秀全基本上不再信任洪仁玕，这条老“海带”只能一直陷于忧懑的状态。直到洪教主临死，託付无人，他才想起这位族弟，临终託孤，让他力扶幼主。
从另一个角度讲，洪仁玕晚节不错，是条汉子，城破被俘后，坚贞不屈，还以“文天祥”自比，虽然不脱书生迂腐和不伦不类，倒很是有气节可言。
罗尔纲先生把二破江南大营和太平军开拓苏浙的功劳算在洪仁玕头上，其实有失公允。那些功劳均是陈玉成、李秀成等将领所为，洪仁玕不晓兵略，根本没能力指挥大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