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2日迫使南代表团签署苏南两国政府就外交政策问题进行磋商的议定书。
2月底，苏方推迟了与南斯拉夫的贸易谈判。
3月18日苏联撤走了派在南斯拉夫的一切军事顾问和教练，次日又撤走了一切文职专家。以后在苏南两党和两国领导人的往来信函中，南方作了种种辩解，苏方则坚持原来的指责，并列举了新的“错误” ，决定要召开情报局会议来讨论和处理南斯拉夫问题。南共中央全会决定不参加情报局会议，并处理了党内赞同苏联意见的中央委员茹约维奇和赫布朗。
1948年6月28日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的情报局第二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状况的决议》。
决议指责南共领导执行了一条“背离马列主义的不正确路线”，对苏联和联共（布）采取“敌视的态度”；抛弃了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抹煞了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否认国内资本主义成分滋长的事实，无视农村的阶级分化，走上了“民粹党和富农党”的道路；责备南共领导修正了马列主义的党的学说，把党溶化在非党的人民阵线中，“党内没有民主、没有选举、没有批评和自我批评”，把党变成一个“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的组织” ；由此断定南共领导已走上“背叛劳动者国际团结事业的道路，转向民族主义的立场”。决议号召南共内部的“健康力量”取代现领导，建立“国际主义的新领导”。
1948年7月21～28日，南共召开了第五次代表大会，当时有党员4682万人，预备党员416万人。
针对情报局的种B种指责，代表大会在总结革命和建设经验的基础上，用事实进行了驳斥。接着各共和国的党也先后召开代表大会，贯彻五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
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为了消除情报局指责的口实，南共中央在1949年1月通过了《关于共产党在农村社会主义改造和农业生产发展中的基本任务的决议》，以政治运动的声势和行政命令的方式加紧推行合作化。
在党内和国家机关内开展了清洗情报局分子的运动。凡是赞同情报局决议的人，都作为情报局分子开除出党和开除公职。据统计，由于情报局事件先后被开除的党员有49496人，受其他惩处的有31，142人。情节严重的人，作为背叛国家和人民的刑事犯，受到法庭审判，并被关入亚得里亚海上裸岛和格尔古尔岛劳改营。这样的人共有16，312人，其中有十月革命参加者2人，西班牙内战国际纵队战士36人，战前入党的党员268人，“1941年游击队纪念章”
获得者1673人，现役官兵2300人，内务机关工作人员1618人，联邦和共和国的部长23人，部长助理99人，联邦议会代表36人①。
除了南共中央委员斯。茹约维奇（当时任财政部长）和安。赫布朗（当时任计划委员会主席，曾任克罗埃西亚共产党书记）赞同联共（布）的意见外，南斯拉夫军队总参谋长阿。约万诺维奇上将、总参谋部政治部副主任布。佩特里切维奇少将、炮兵学院的弗。达普切维奇上校也拥护情报局的决议。他们三人相约在1948年8月12日晚准备偷越国境逃往罗马尼亚，结果约万诺维奇被民兵巡逻队击毙，其他两人先后被捕，并被军事法庭判处20年徒刑。此外，在苏联高等军事院校进修的南斯拉夫军官有一批人拒绝回国，在驻苏联和东欧国家的使领馆人员和留学进修人员中也有部分人拒绝回国，这些人的总数约有400名。
情报局决议公布后，苏联和东欧国家对南斯拉夫进行政治围攻，经济封锁和军事威胁。南处境虽然十分困难，但坚决顶住压力，绝不屈服。
1949年11月在布达佩斯举行的情报局第三次会议通过了《南斯拉夫共产党掌握在杀人犯和间谍手中》的决议，决议断言，南共领导已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转到“法西斯主义和公开背叛南斯拉夫民族利益的立场”，在南斯拉夫已建立了“法西斯式的反共警察国家制度”，因此，( ①《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史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41页；《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历史》，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09页。)
1941年6月南共五届四中全会已发现在反对情报局分子的斗争中，有过火的违反法制的现象，要求加以纠正。
192年8月30日《政治报》报导，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总统乔西奇已提出了《恢復名誉法》草案，要求为情报局事件和其他政治事件中受到迫害和长期监禁的人恢復名誉并给予赔偿。
“反对狄托集团这帮受僱佣的间谍和杀人犯”
是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国际主义义务”。
在批判和制裁南斯拉夫的同时，苏联和东欧国家也清洗本国内部的“异端思想”。苏联批判了文艺界和科技界的“世界主义”。东欧国家製造了许多起大案和要案。阿尔巴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等国的某些党政领导人，以“狄托分子” 、“英美间谍”、“坚持民族主义错误”等罪名而受到审讯，有的惨遭杀害，有的被长期监禁。
南斯拉夫在极端困难的国际国内环境下，开始探索社会主义自治的道路。
第二章阿尔巴尼亚民族解放战争和人民民主政权的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