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表现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英雄主义气概。这个口号是从“以苦为荣，以苦为乐，吃大苦，耐大劳，不怕困难，不怕牺牲”的口号发展概括起来的。西藏高原平均海拔约4000米，号称“世界屋脊”，环境十分艰苦，被人类学家称为生命禁区的地域环境，在雪域高原可谓多处皆是。至于独特的民族风情和宗教、政治环境，又使其成为与内地差别很大的一个地方，社情异常复杂，矛盾纵横交错，分裂与反分裂的斗争贯穿于西藏革命和建设的始终。因此在这块土地上生活、战斗、工作，首当其衝的要面临着两个对手、两种考验：一个是从生理极限上与特殊艰苦的自然环境作斗争，一个是从政治形态上与国内外包括分裂主义在内的敌对势力作斗争。在战胜“第二对手”的同时，必须战胜自然带来的艰难困苦。先期进藏的解放军指战员，在向拉萨及其以南地区进军中，在罕见的恶劣自然环境和极其匾乏的物资供应条件下，爬过10多座5000米左右的高山，涉过10多条较大的冰河，连续在高海拔的崎岖山路上行进6000华里。长期远距离风雪高原行军，架帐篷宿营于冰天雪地，拾牛粪，砍刺柴做燃料，经常断粮断炊忍饥挨饿，人人有不同程度的高山反应，缺医少药等，严重削弱和损害健康。新疆独立骑兵师先遣连，踏进藏北高原开展工作半年多，56名同志因冻饿病等原因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横渡长江上游通天河的部队也付出了较大的牺牲。张国华、谭冠三和军直的干部战士，从海拔5000多米的冷拉大雪山两公里高的斜坡上滑雪下滚，几位同志倒在雪山上。在修筑穿越横断山脉的川藏十万筑路大军（包括地方人员和民工）以“让高山低”的大无畏精神，高唱着《歌唱二郎山》歌曲，削山劈路，凫水架桥，许多地方需用绳索吊着在陡峭的绝壁上进行作业，有的像打秋韆一样在上百米的悬空打炮眼，放炸药，以每一公里路上留下一个多英魂的巨大牺牲，架起了内地通往雪域高原的川藏公路。与晚期施工的翻越昆崙山，唐古拉和黄河、长江源头，横跨雪山（包括高寒冻土地带）、草地和激流的青藏公路，同被西藏人民称为幸福的“金桥”，使北京与拉萨、内地与高原紧紧地连接在一起。在昌都战役和平息叛乱及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中，几路参战部队面对新的特殊的作战对象和特殊复杂的作战环境，战胜重重艰难险阻，圆满地完成了党中央和军委赋予的战斗任务，大振了国威军威。1963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胜利凯旋之后，西藏军区张国华司令员在向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汇报到参战部队的战斗口号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时，当即受到了毛主席的高度讚赏和肯定，他说“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并号召全国军民弘扬这种精神，使其成为影响深远的一面鲜艷的旗帜。
三是表现为自觉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和坚强的组织纪律观念。“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这在社会、历史情况十分特殊，民族、宗教问题极其复杂的西藏，显得尤为突出。早在18军受领进藏任务伊始，当时任西南军区政委的邓小平同志就郑重地交待张国华、谭冠三同志，西藏问题有军事问题，但是军事与政治相比，政治是主要的，政治重于军事。以后又提出要靠政策走路，靠政策吃饭。进藏部队所担负的任务不完全是单纯的军事任务，更重要的是政治任务。既要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巩固国防，又要与友邻国家和平相处；既要遵守民族、宗教政策，消除民族隔阂，加强民族团结，又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分裂；既要开展上层爱国统一战线工作，又要加强影响群众工作；既要遵守和维护《十七条协议》，又要在群众要求，上层同意时，适时进行民主改革，建设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新西藏。正确理解党中央的有关西藏问题的大政方针和政策，特别前16年间，在慎重稳进方针下，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和维护、执行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十七条协议》，开展上层爱国统一战线和影响群从工作（不进行阶级教育）；解放后第七年仍实行六年不搞民主改革（内定11年），以后改不改还要看情况，在民主改革中实行比较温和和对未叛领主的赎买政策；在民主改革后，五年不办合作社，稳定个体所有制，发展个体经济；再后就是成立西藏自治区等，联繫实际坚决贯彻执行。进藏部队指战员和工作人员，有非常强的政策和组织纪律观念，绝大多数同志都将党的利益置于个人的利益之上。只要一声令下，就打起背包出发，党组织需要到哪里就到哪里，需要干啥就干啥，从不讲任何价钱。“到边疆去！”“到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成为那时有志青年的最高理想和人生选择。分配到西藏的同志不去的，不仅会被人耻笑，纪律也不容。在进军途中宁肯挨饿受冻，也决不骚扰当地的藏族群众；在被群众误解受委屈时，也决无任何怨言和反感。有的战士仅仅是因为踢了路上的一隻老鹰，也要挨处分。下乡工作，即使气候不适应，生活不习惯，也坚持实行“三同”或“四同”，做到与西藏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从而，团结了上层爱国人士在内的广大西藏人民，消除了汉藏民族隔阂，加强了民族团结，建立起了良好的军政军民关係和上下关係，赢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