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那辆克莱斯勒车己被发现。清早7点钟，有两个青年人走过桥去到岸边捕鱼。回来时他们看到潮水退落后有车轮在水面上露出来。他们就跑去告诉了住在五十码外的皮埃尔·马姆太太；她于8点20分钟打电话给警察局长多米尼克·阿伦纳。这位魁梧的阿伦纳便借了游泳衣来了，他先潜下水去，后来用无线电话把那辆汽车牌照的号码告诉局里，以便查出车的所有人，同时要求救火员约翰·法勒把他的水下呼吸器带来。后来是法勒在车里发现了玛丽·乔。
阿伦纳的局里打无线电话回来说，这辆汽车登记薄上的车主是爱德华·甘乃迪参议员。当这位局长回到埃德加镇上时，他看到这位参议员已经在等候他了。特德说：“那车是我开的，您要我怎么办？这事得办得稳妥才行。”阿伦纳说，他必须做的一件事就是打个正式的报告。特德便和马卡姆走到后面一间房间里去，写出了一个报告。报告写得很草率；他只说死者是“一位玛丽小姐——我哥哥罗伯特·甘乃迪的早先的秘书，”略而不提她名字的其余部分，他说因为他不知道她名字的其余部分是怎样拼写的。（马卡姆也不知道）马卡姆要求警察局长在特德打电话给伯克·马歇尔，让他提出法律上的意见之前，不要把这消息告诉新闻界。阿伦纳同意照办。他等候了三个小时。从甘乃迪那里仍听不到任何消息，他于是把这事的真相告诉了新闻界，并控告甘乃迪不该离开出事地点。这位警察局长谈到那天早上这位参议员奇怪地跋涉到查帕奎迪克去打电话时说，“假如他有时间搭渡船往返，那他就有时间来看我。”
验尸员在报告中说“确诊为意外的溺毙。”他相信其间并无其它问题，便不作尸体解剖，这个姑娘的尸体，空运到她的原籍宾夕法尼亚去殡葬——这一行动后来引起了对当局的批评。特德到海尼斯港深居不出。七天之后，他在埃德加镇的古老的法院里露面，自认有罪。詹姆斯·博伊尔法官判了他最低的两个月徒刑缓期执行，同时吊销了他的驾驶执照。那天晚上，甘乃迪在全国范围的电视节目里解释这一费解的事件。这一演说并不成功。他回答了并没有人提出的问题，说他并没有“喝醉了酒驾车”，关于他和玛丽·乔的“不道德行为”的含沙射影之谈“没有丝毫真实性”。他说，出事后的那一夜，他产生了许多想法，其中之一是“甘乃迪全家是不是真的犯了克星，”意思之间似乎表示，他事业上的损失比她的死亡更为重大。这些话使某些人想起了1952年尼克森关于他的小狗的话，象尼克森一样，特德也要求他的选民帮助他决定他是否应该继续参加政治生活。麻萨诸塞州人是热烈拥护甘乃迪的，所以仍赞成他这样做，一星期之后，他便回到了他的参议员的工作岗位上去。
在审讯之后，记者们问他，法官的意见认为有“某种可能的理由相信爱德华·甘乃迪驾车十分粗心大意，以致着来促成了玛丽·乔·科佩卿的死亡，”同时他觉得特德坚持说他和玛丽·乔那时前往渡口这一点是不可信的，他对此有何意见。甘乃迪说：“在我个人看来，法官报告中的推断和最后裁决都是没有道理的，因此我拒不接受。……审讯中我已诚实地答覆了问到我的一切问题。”
他还说：“我希望在1972年仍能是美国参议员的候选人。我还希望在整个六年任期中服务到底。”白宫不愿冒险，如果他改变主意仍竞选总统的话，准备借这件事破坏他的声誉。在发现玛丽·乔的尸体后六个小时之内，总统的助手们已派了一个退职的纽约警察到查帕奎迪克去，这人，据约翰·迪安说，“假装着新闻记者的样子，在每一次记者招待会上都提出一些最令人难堪的问题。”这是不必要的。至少暂时是不必要的。特德在全国各地的拥护者的人数已大为减少。他在国会里已不再是一个具有极大魅力的人物。下一年他在那边的威望降到了最低点，因为那时西维吉尼亚州的罗伯特·伯德参议员对他继续担任党内领袖的权利提出了挑战。甘乃迪曾以三十一票对二十六票战胜了朗，现在他以二十四票对三十一票败给了伯德。接着，在白宫的一次会议后，他作为甘乃迪家族的一员又受到一次新的羞辱：来白理察·尼克森的怜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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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物画像：医学博士班杰明·麦克莱思·斯波克」
他是家里六个孩子中最大的一个，他的母亲不愿请保姆而愿意亲自来餵养他，因此他渐渐爱上了扮演父母的游戏，拿食物餵别的孩子，甚至给他们换尿布。他自然而然地渐渐认为孩子们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这一点得之于他的双亲——富有一种新英格兰的不惜自我折磨的精神。他们告诉他，找个严峻的道德问题，不顾一切困难条件为它战斗下去。但他不愿意这样做。他决定起来造反。在很长一段时期里，他认为他即将成功了。
哈姆登·霍尔农村走读学校。安多佛中学。耶鲁大学。获得奖状和奖品并在1924年奥林匹克运动会中参加划船比赛，出过一阵风头。曾一度想当建筑师，但有一个暑假，他在哈特福德附近纽因顿残废儿童教养院举办的夏令营里担任管理员，又变成他父母的清教徒模子。他看着外科矫形医生为患小儿麻痹症的孩子们矫形。后来他说，“我发现他给他们帮了多么大的忙呵，因此我决定要成为一个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