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生这些变化，有个最显而易见的原因：那就是原来国内经济捉襟见肘，而现在有了大量的游资。1942年，华盛顿每天支出三亿元，这些钱就到了男男女女的钱包里。1945年战争结束，战争总开支估计达二千四百五十亿元。这个数字，比之美国从1789年到1940年各年度预算的总和还要大，而这段期间，美国还应付了五次战争。1939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就是说美国人民生产出来的产品与劳务的总值是九百一十亿元。而在1945年，则高达二千一百五十亿元。生产总值这样激增，是史无前例的。失业本来是个顽固的肿瘤，到了1940年还有八百万。现在这个肿瘤消失了。就业人数已从四千五百万增加到六千六百万，其中五百多万是妇女。保罗·布尼安【保罗·布尼安：美国西北伐木场流传的民间故事中的一个伐木巨人，能用一把斧创造奇蹟。——译者】回来了。美国人原来在股票市场崩溃以前固有的自信心又恢復了。1943年公司的利润，就超过1929年。
约瑟夫·保罗·戈培尔曾叫嚷说：“美国人已不可救药，他们只能一再依靠吹嘘自己物资丰富。他们大言不惭，说每天差不多生产一千架飞机和坦克，可是要用这些武器的时候，他们又没有了，结果，他们一再挨揍。”这种讲法是没头脑的，甚至是可笑的。美国能派出一支一千二百万人的军队，同时和两个可怕的帝国作战。又能建立一支比敌人和盟国的海军加起来还要大的海军，与此同时，民用开支又比1939年增加百分之二十。这样一个国家确实是使人感到有些不解的。这种现象使有些评论员们感到困惑。“我们生活轻鬆，比较舒适，完全有保障”，爱德华·R·歇罗说：“这次战争开始以来，生活水平还能提高的，只有我们这个国家。整个欧洲都已弄得筋疲力竭，而我们却没有。”埃里克·塞瓦赖德看到美国国内大多数人的生活因为战事反而好了，就告诫人们说：“如果说困难能对人的思想产生影响，那么舒适也会有影响的。”
《时代》周刊大肆宣扬说，“美国骤然富起来了——似乎全国各地一下子都富起来。”但是，真正发财的美国人并不多。经营有术的大公司把许多小生意挤垮，这是事实。但是从税收情况看，战争繁荣的真正受惠者是在大萧条时期全无积蓄，或者积蓄很少的小家庭。这一切情况都不是事先有计划安排好的，一部分原因在于美国的民族性。有二十世纪的托克维尔【托克维尔（1805－1859年）法国政治家、着名作家。——译者】之称的D.W.布罗根，向其他欧洲人解释说，他们的新盟国对战争的看法和他们不同。“对美国人说来，战争是一种买卖，不是艺术。他们对道义上的胜利并不感兴趣，只对战争的胜利感兴趣……美国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大公司，股东们都希望它不亏本，而他们的整个历史也证明这个希望是有根据的。”
甚至从事农业的人在战争景气中也兴旺发达起来，而且有个重要原因。最初，他们对于过去曾使他们倒霉的农产晶过剩存有戒心，不敢放手生产。但到了1942年秋，他们的政府领袖说服了他们，他们必须成为全世界粮食的供应者。于是他们又着手生产粮食，收成比之过去最高产量还要增加百分之二十五。上述的那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在大萧条期间，发明家、化学师、工程师和农艺师都已发明了新肥料，高产种子，杀虫药和新的农业机械。这种种科学技术，改变了大地的面貌。其他方面也都是如此。战争迫使大家通力合作：科学家、军官、经济学家、公司经理和国家官员都在群策群力，不但对战时各种问题，而且对战后世界的棘手问题也要找到立即见效的解决办法。三十年代没有加以利用的发明创造，现在却对战争作出了贡献。象哈佛大学工商管理学副教授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那样有经营管理天才的青年人就认为，象雷达、预製构件建筑的房屋、冷藏食物、柴油机以及原油的催化分裂蒸馏等等，到了和平年代，必然会使人们生活更为富裕。战时繁荣已为大规模的市场奠定了基础，显然，胜利之后，这种大规模市场还会进一步扩大。弗雷德里克·刘易斯·艾伦写道：“战争期间，肯定地发生了思想上的相互启发，使各方面受到激励。总的说来，美国的科学技术在战争期间发展非常迅速，就有如在温室里培育的植物一样。”
这种生产奇蹟早已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它的深远影响在三十年之后，才开始显露出来。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种极大的推动力，促进了社会的平等。确定社会地位的传统的标准，已经不再起作用。以前财富、阶级、年龄，种族、性别以及家庭出身等等，现在都己不再是使人本能地发生敬重的因素。从前人们由于“出身”受到尊敬；现在战争带来了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所谓“人身平等”，把这种传统破坏无遗。星星监狱再也不会把象理察·惠特尼那样的人视为贵宾。甚至靠事业成就而取得的社会地位，也没有什么了不起。那些曾经对美国解放生产力作出贡献，开闢了科学技术新纪元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们，也很快就被人们称之为“书呆子”了。
这并不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产物。社会大变革在半个多世纪以来早已在酝酿成熟之中。第一次世界大战、禁酒年代、大萧条以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