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春节前后的「民工cháo」超出了人们的预计。客流高峰迅速出现，大批外来务工人员滞留在广州火车站，几千人流浪街头。广州火车站及其周边地区的治安状况迅速恶化。从事非法营运的黑车越来越多，数以百计的拉客仔将人哄骗上车然后将旅客在半路甩下。
「踩脚帮」和「丢钱帮」就是那时兴起的。
「喂，小子，你踩我脚了。」一个人故意往你的拉竿箱上踢一下，然后对你这么说。在这一刻，你的机智和应变能力会受到考验。
你有三种选择，一，若无其事的继续往前走，二，大吼一声滚蛋，三，低三下四的道歉。任何一种选择都有可能导致一大群痞子把你包围，包围之后就是敲诈和勒索。
「丢钱帮」属于一种低劣的骗术，利用人贪财的心理，很容易被识破，值得一提的是，广州火车站附近的骗子在恼羞成怒之后会实施抢劫，也就是说，这是一群伪装成骗子的劫匪。
随着警方的打击，不少犯罪团伙不得不另闢蹊径，「湖南帮」在逃避警方打击的过程中改变了作案方式，利用孕妇儿童、病人和老人来卖假钞和假车票。以四川人张凯为首的犯罪团伙，开始拐卖和强迫妇女卖yín，他们在广州火车站四处寻找那些从外地来打工的年轻女子，以介绍工作为由，骗上车将其拐卖。广东陆丰县一个以手yín度日的老光棍，花8000元买了一个媳妇，多年后，当地警方将那女子从一个封闭的石头屋子里解救出来时发现，女子已经精神失常。
91年，内地的「髮廊」还被称为「理髮店」，而在广州就出现了不洗头的「洗头房」，还有很多小旅馆，旅馆设施非常简单，多数房间内只有一张由两条凳子架起的床板，那床不是提供睡觉的，而是提供卖yín的。
92年，东北人周伟，纠集46名老乡，也开始介入到拐卖妇女的犯罪中来，不仅如此，他们还联合广州当地烂仔，结伙在广州车站以冒充旅客亲戚、朋友或朋友的司机等接站的方式，对旅客实施诈骗和抢劫。
从此，各种新型犯罪现象不断滋生。
93年，王井记专门物色一些流浪街头的少年，负责他们吃、住，并对这些孩子进行犯罪技巧培训，一帮职业小偷出现了。
广东中山大学的傅未明教授一下火车就被偷走了包，警察在多方调查未果的情况下不得不使用特殊手段才找回来，在一个出租屋里有过这样一段对话：
「我来找你，我现在的身份不是警察，就是你的朋友。」
「直说吧，你丢了什么？」
「一个包。」
「包里有多少钱？」
「一分钱也没有。」
「那……」
「就有几张破纸，是一份学术论文。」
「好，你等我二十分钟。」
「恩，请你喝酒。」
95年，有一伙喜欢穿黑衣服的人长期在火车站抢夺旅客财物，被称为「黑衣党」。他们大多在晚上活动，如果是在白天，他们就蒙面抢劫。
97年，以三文钱为首的「丐帮」悄然兴起。
98年，迷药抢劫频发，帮派内称这种手段为「杀猪」，以「河南帮」居多。而后演化成飞车抢劫，又以「砍手帮」臭名昭着。
99年，手持据称有爱滋病毒的注she器威胁索要旅客钱财的「扎针党」也出现了。各种犯罪行为的聚集，使广州火车站一度有了一条200多米的「惊心路」。
西广场通道人行天桥的二层平台上，每天都有十几名男女或坐或卧，他们大多神色萎靡，衣衫褴褛，深陷的眼窝中流露出冷漠的神色，一个三十岁的人看上去象五十岁，一名面色发青的男子，朝天撅着屁股，褪下的裤子都懒得提上去，他刚刚在自己的腿股上注she了用水稀释的白粉，裤子还没提起来就把眼睛闭上了。这里是火车站附近吸毒者的栖息地，他们正大光明的吸毒，为了搞到毒资就在天桥上向过往旅客偷、抢和敲诈。离天桥不远处，火车站僱佣的保安手握一根棍子，紧紧盯着天桥上的「瘾君子」们，他的职责除了看管寄放在这里的摩托车和自行车外，最重要的就是阻止「瘾君子」下到这里来，如果他们要是下来，他就拿棍子打他们。
面对严峻的治安形势，从83年以来，各级政府年年组织多方力量，开展「严打」行动，大量犯罪团伙被摧毁，然而，「严打」的效果并不能持续很久，整顿过后，故态復萌。犯罪团伙重新洗牌，通过暴力分割势力范围。例如「拉客帮」被打掉之后，分裂成五大帮派：「郑老五帮」，湖南人，负责站西路一带；「汕头帮」，负责走马岗一带；「cháo州帮」，负责沙涌南一带；「刘老四帮」，四川人，负责糙暖公园一带；「老杨帮」，也同在站西路。当时5个帮派中，「郑老五」和「刘老四」稍大，相互之间经常发生摩擦，但都不能吃掉任何一方。
在各帮派之间争抢地盘的过程中，「东北帮」逐渐控制了广州火车站的拉客市场，来自黑龙江省鸡西市的邹光龙成为了野鸡车市场的老大，他拉拢腐蚀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很快控制了站东广场的拉客市场，又控制了「野鸡车」的客源。
2000年，以邹光龙为首的广州「背包党」出现。
据广东电视台《社会纵横》调查报导，有近1000名从事「拉客住宿」的成员活跃在广州火车站广场。他们分成20个队，每队由一名队长分管50人。
「背包党」最初只是为野鸡车和旅馆拉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