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多少少。”
迪尔·布易金茨的《跟我一起来》响起旋律，我跟着唱了一会。“挺无聊吧？”我问。
“不，还可以。”她说。
“还可以。”我重复道。
“现在还没谈恋爱？”雪问。
我认真思考片刻。“这问题很难回答。”我说，“你有喜欢的男孩子？”
“没有，”她说，“讨厌的傢伙倒多得躲都躲不及。”
“心情可以理解。”我说。
“还是听音乐开心。”
“这心情也可理解。”
“真的理解？”说着，雪眯fèng起眼睛，怀疑地看着我。
“真的理解。”我说，“人们称之为逃避行为。那也无所谓，由人们说去好了。我的人生是我的，你的人生是你的。只要你清楚自己在寻求什么，那就儘管按自己的意愿去生活。别人怎么说与你无关。那样的傢伙干脆餵大鳄鱼去好了。过去在你这样年纪的时候我就这样想，现在也还是这样认为，或许因为我作为一个人还没有成熟，要不然就是我永远正确。我弄不明白，百思不得其解。”
基米·吉尔曼唱起《甜蜜蜜的小屋》。我从唇间吹着口哨，驱车前行。路的左侧，雪白的原野横无涯际。“小小木造咖啡屋，蒸馏咖啡香如故。”——一支好歌。1964年。
“喔，”雪说，“你好像有点与众不同，别人不这样说？”
“哪里。”我否定道。
“结婚了？”
“一次。”
“离了？”
“嗯。”
“为什么？”
“她离家跑了。”
“真的，这？”
“真的。看中了别的男人，就一起跑到别的地方去了。”
“可怜。”她说。
“谢谢。”
“不过，你太太的心情似乎可以理解。”
“怎么个理解法儿？”我问。
她耸耸肩，没有回答。我其实也并非想听。
“嗯，吃口香糖？”雪问。
“谢谢。可我不要。”
我们关係稍有改善，一块儿唱起“沙滩男孩”的《衝浪USA》。挑简单的唱，如“inside-outside-U.S.A”等，但很惬意。还一起唱了《救救我，琳达》。我还不至于百无一能，不至于是斯克尔基老大爷。这时间里，雪花渐渐由大变小。我开回机场，把车钥匙还给租借服务处，然后把行李办了託运，30分钟后登上机舱。飞机总共晚了5个小时才起飞。起飞不久，雪便睡过去了。她的睡相十分姣好妩媚，仿佛用现实中所没有的材料製成的一座精美雕像，只消稍微用力一碰便会毁于瞬间——她属于这种类型的美。空姐来送饮料时，看见她这副睡相，露出似乎十分诧异的神色，并朝我莞尔一笑。我也笑了笑，要了一杯掺有汽水的杜松子酒，边喝边想喜喜，在脑海里反反覆覆地推出她同五反田在床上拥抱的场面。摄影机来回推拉，喜喜置身其中。“你这是怎么了？”她说。
“你这是怎么了？”——思考发出回声。
16
在羽田机场取出行李，我问雪家住哪里。
“箱根。”
“真够远的。”我说。晚间8点都过了，无论乘计程车还是乘什么，从这里回箱根都不是闹着玩的。“在东京没有熟人？亲戚也好朋友也好，这些人哪个都行。”
“这些人都没有。但公寓倒是有，在赤坂。不大，妈妈来东京时用的。可以去那里住，里边一个人也没有。”
“没有家人？除妈妈以外？”
“没有，”雪说，“只我和妈妈两人。”
“唔。”看来这户人家情况颇为复杂，但终究不关我事，“反正先搭计程车去我那里，找地方一起吃顿晚饭，吃完用车送你回公寓。这样可好？”
“怎么都好。”她说。
我拦了辆计程车，赶到我在涩谷的寓所。叫雪在门口等着，自己进房间放下行李，解下全副武装，换上普通衣服：普通轻便运动鞋、普通夹克和普通毛衣。然后下去让雪钻进“雄狮”，开车跑了15分钟，到得一家义大利风味餐馆吃饭。我吃的是肉丸和青菜色拉，她吃贝肉末儿细麵条和菠菜。又要了一盘鱼肉鬆，两人一分为二。这鱼肉鬆量相当不小，看样子她饿得够呛，转眼间一扫而光。我喝了一杯蒸馏咖啡。
“好香！”她说。
我告诉她，我最清楚哪里的饭店味道好，并且讲了到处物色美食店工作的情况。
雪默默听着我的话。
“所以我很了解。”我说，“法国有一种猪，专门哼哼唧唧地寻找隐蔽的蘑菇，和那一样。”
“不大喜欢工作？”
我点点头，说：“不行，怎么也喜欢不来。那工作毫无意义可言。找到味道好的饭店，登在刊物上介绍给大家，告诉人家去那里吃那种东西。可是何苦非做这种事不可呢？为什么偏要你一一指点该吃什么不该吃什么呢？为什么偏要你就连怎样选菜谱都指手画脚一番呢？况且，被你介绍过的那家饭店，随着名气的提高，味道和服务态度反倒急剧滑坡。十有八九都是如此。因为供求之间的平衡被破坏了，而这恰恰就是我们干的好事。每当发现什么，就把它无微不至地贬低一番。一发现洁白的东西，非把它糟蹋得面目全非不可。人们称之为信息，称把生活空间底朝天过一遍筛子是什么信息的集约化。这种勾当简直烦透人了——自己干的就是这个。”
雪从桌子对面一直看着我，活像看什么珍奇动物。
“可你还在干吧？”
“工作嘛。”我说。接着我突然意识到坐在我对面的不过是个十二三岁的孩子。怎么搞的，瞧我在向一个小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