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毛泽东、杨开慧的故旧李淑一将她回忆的一些毛杨诗词寄给毛，请他帮助回忆考证，其中就有李淑一忆及当年毛给杨的《虞美人》的残句。毛覆信曰：“开慧所述那一首不好。”毛说“不好”，未知是否为真心话，却有一种过分政治化的感觉。然而在私底下，在毛激越高亢的潜层，在其不予示人的个人天地之一角，还留有一份对“婉约”的欣赏。
毛泽东晚年一再圈点柳永词，1973年冬，他将那首《贺新郎》又作了最后的修定。毛将原词中“重感慨，泪如雨”一句改为“人有病，天知否？”
“重感慨，泪如雨”，虽浅露直白，却饱含平常人之情暖，将其改成为“人有病，天知否”，则更精彩，一下跃升到“形而上”的层次。
“人有病，天知否？”究竟是何含义？毛之问天，胸中又有何等强烈的愤懑？五十年白云苍狗，此时之“病”与彼时夫妻间的感慨难道仍是同一物吗？
毛泽东不太喜欢别人对他的诗词作注释，他说，“诗不宜注”，但毛也不反对诗家从不同的角度来註解他的诗词。毛在1964年对他的老友，也是注毛诗的名家周世钊先生说，注毛诗“可以意为之”。毛的《贺新郎》在1978年发表后，注家蜂起，李淑一以毛杨老友的身份发表学习体会，称诗中之“人有病”乃是指人民在三座大山压迫下所造成的苦痛，“天知否”有唤起人民革命推翻三座大山的含义。注毛诗的另一名家周振甫先生也持类似说法。李淑一等的解释或许可以说得通，但我总觉得隔了一层，我更相信毛在1923年写作该诗时，主要是咏夫妻间的情爱，而1973年修改此句则意蕴深远。
毛泽东晚年的心境极为复杂，在壮怀激烈的同时，又日显幽深苍凉。毛之一生，事功厥伟，然改造人性又何等艰难！毛虽早已一言九鼎，一呼百应，但“真懂马列”又有几许人？万千众生，有待拯救，却懵然不知，又怎不让人焦虑！
1975年，毛曾三次让工作人员为他诵读瘐信的《枯树赋》：
昔年树柳，依依江南，今看摇落，悽怆江潭，树犹如此，情何以堪！
当毛一遍遍听读《枯树赋》时，是否也有一种夕阳西照，而壮志难酬的慨嘆与无奈？
在毛泽东生命的最后阶段，他让文化部抽调名家在秘密状态下为自己灌录了一批配乐古诗词。在这些古诗词清唱中，毛最喜爱南宋张元干的《贺新郎·送胡邦衡待制赴新州》，词云：“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易悲难诉。”晚年毛的心思又有谁能猜透呢？
近读陈徒手《人有病，天知否：1949年后中国文坛纪实》，对作者何以用毛词之佳句作书名再三体味。以吾观之，此“病”似病又非病也：病者，有待改造的人性之痼疾，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也；非病者，精神，灵魂之痛也。对焉，错焉？
2000年1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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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文发表于《万象》，2001年第3卷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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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抵达台北的第三天就是“二二八纪念日”，系里的秘书在电话里建议我抓紧休息，从疲劳中恢復（几天后她告诉我，是因为我的人身保险还要两周后才生效，她担心我去人多处发生意外），但在2月28日那天下午，我还是赶到市中心，因为我听朋友说，绿营肯定会在那里搞大活动，这是一个难得的现场观察的机会，来到台北，不去看，则太可惜了。
我是在台北市中心忠孝东路隔街观看“牵手”的，来台北之前我从大陆媒体上就知道2月28日民进党要搞大游行的消息，到达后我从“东森”电视新闻上获知，这次活动的主题是所谓“反飞弹，要和平”。
我从地铁站出来时正是活动开始的下午2点28分，街上喇叭口号声响成一片，我站在街边花坛高台放眼望去，只见马路对面人行道一条望不见头的长龙，气氛极为热烈，参加者多数是举家出动，老人小孩都穿着绿营製作的“yes Taiwan”的短袖杉，手举小绿旗，头上绑着统一製作的口号布条，似乎已打破了阶级、阶层的分野，表现出某种广泛参与的性质，这是给我印象最深之处，也是最让我忧虑的。
整个活动时间持续不长，我看着手錶，两点四十分，马路对面队列中临时展开的要求国民党交还党产的横幅就收起来了，刚才还有的长龙自动散开，人群涌向地铁和公车以及绿营提供的大巴，街面很快恢復平常，也没有留下垃圾废弃物。
这个活动是李登辉发起，准备了三四个月的时间，其性质很清楚，就是以柔性民粹的方式刺激大陆，彰显所谓“台湾自主性”，他们的口号是“台湾Yes，向中国说不”。
我是明确反对“台独”的，看着我回去的地铁车厢里挤得满满的那些参加“牵手”的一个个家庭，我没有和他们交谈，也没有什么话可说（在我来时的地铁里，一个热心的中年妇女为我指路，交谈后才知道她的父母是青岛人，1949年来台，她坚定支持泛蓝，对大陆乡土充满感情），但望着那些父母小孩，看着那些脸晒得通红的阿伯阿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