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显然的是，这种思想既没有试图也不可能得出确定的、普遍有效的结论，而且，取代这样一些结论是被阿多诺不赞同的“隐喻陈述”所取代（《书信集》第2卷，785页）。因为本雅明关注的是可以直接和实际展现的具体事实，是明确表现出“意义”的事件和现象，所以他对不能具有可想像的最确定的外部形态的理论或“理念”没有太多的兴趣。由于这种十分复杂而又高度现实的思维方式，马克思主义关于上层建筑和基础的关係就变成了一种隐喻关係。如果，例如按照本雅明的思想方式，抽象的Vernunft（理性）概念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动词Vernehmen（感知，听），那么上层建筑领域里的一个词也可以还原到其可感知的基础，反过来也一样，而且一个概念可以转化为一个隐喻。所谓隐喻（metaphor）应从其词源metapherein（转化）的非寓言意义上来理解。因为隐喻建立了一种联繫，这种联繫是感官能够直接感受到的，不需要解释，而讽喻（allegory，寓言）总是产生于一种抽象观念，然后几乎随意地用某种可感觉的东西来表示它。讽喻必须解释才变得有意义，正如一个谜语必须找到一个谜底，因此对讽喻形象的颇费苦心的解释总是尴尬地成为一种猜谜游戏，即便在用骷髅表示死神这种寓言手法中无须多高的才智。自荷马以来，隐喻就具有传递认识的诗的因素。隐喻的使用建立了物理距离极其遥远的事物之间的“相应性”（correspondences，感应性，一致性或通感）。例如，《伊利亚特》中亚该亚人撕心裂胆的恐惧和悲痛是与黑水上北风与西风的会合呼啸相呼应的。再如，一排排军队挺进战场，是与狂风捲起的大海波涛相呼应的：波涛一排排地冲向海滩，然后在雷声中迸裂。隐喻是一种可以诗意地表现世界统一性的手段。理解本雅明的困难之处在于，儘管他不是一个诗人，但是他却诗意地思考，从而他註定要把隐喻视为语言最伟大的赠品。语言的“移情”使我们能够赋予无形之物以物质形式。——“我们的上帝是一座威严的城堡”——从而使之能够被人们体验到。他之所以很轻易地把上层建筑理论理解为隐喻思维的最后理论，恰恰是因为他毫不费力地避开了一切“中介”就把上层建筑直接与所谓的“物质”基础联繫起来。这在他就意味着感性经验资料的总和。显然，他对别人贬低为“庸俗马克思主义”或“非辩证”思想的那种东西极其迷恋。
似乎本雅明应该更容易与诗人而不是理论家沟通，不管是辩证的理论家还是形上学的理论家。因为儘管他曾经学习哲学，但是他的精神世界是受歌德这个诗人的影响而不是受某个哲学家的影响而形成的，他的兴趣几乎完全受到诗人和小说家的影响。另外，他与布莱希特的友谊是极其独特的，也就是说，德国在世的最伟大诗人于当时最重要的批评家相遇，而且两人都意识到这一点。毫无疑问，这种友谊在本雅明一生中是第二个最重要的幸运。但是这种友谊很快就带来了极其恶劣的后果。这不仅激怒了他原有的几个朋友，而且危及他与社会研究所的关係，而对于社会研究所的“建议”他无论如何是“要顺从的”（《书信集》第2卷，683页）。只有一个原因使他没有丧失他与朔勒姆的友谊，那就是朔勒姆在有关本雅明这个朋友的任何事情上都保持着忠诚和大度。阿多诺和朔勒姆都谴责布莱希特对本雅明的“灾难性影响”（朔勒姆的说法）(5)，因为本雅明明显地非辩证地使用马克思主义概念，而且坚决与一切形上学决裂。本雅明通常哪怕是在不必要的情况下也很容易妥协。但是麻烦在于，他明白，他与布莱希特的友谊造成了一个绝对界限，不仅阻碍了顺从，而且甚至阻碍了交往，因为“我与布莱希特工作的一致是我的全部立场中最重要的战略据点之一”（《书信集》第2卷，594页）。他在布莱希特身上看到了一个具有罕见的智性能力的诗人形象，而且对于他十分重要的是，站在左翼立场的布莱希特儘管高谈辩证法，却同他一样不是一个辩证思想家，布莱希特的智慧非同一般地接近现实。和布莱希特在一起，他能够展开布莱希特本人所说的“天然地思考”（Das Plumpe Denken）。布莱希特说：“重要的是学会如何天然地思考。天然地思考也就是伟人的思考。”本雅明对此阐述道：“在许多人看来，辩证法家就是喜欢钻牛角尖的人。……相反，天然的思想应该是辩证思想的一部分，因为它们不是别的，而是使理论联繫实践。……一种思想应该天然地在行动中得到证明。”(6)可以说，天然地思考吸引本雅明之处，与其说是与实践的联繫，不如说是与现实的联繫。因为在他看来，这种现实最直接地体现在日常语言的格言和俗语中。他接着写道：“格言是天然地思考的学校。”正是使用格言和俗语讲话的技巧，使卡夫卡笔下的语言形象往往清晰可辨，能够成为灵感的一个源泉，给许多人提供了一个解“谜”的钥匙。这种技巧同样也使本雅明能够像卡夫卡那样写出具有独特魅力和极其接近现实的散文。
在本雅明的一生中，人们处处可以看到一个小驼背。早在第三帝国产生之前他就耍弄各种诡计，使得答应付给本雅明审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