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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转引自迪特尔·拉夫：《德意志史》（中文版），196页，Inter Nations，波思，1987。
(2) Ronald Gray：The German Tradition in Literature 1871—1945，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5，p．27．
(3) 上山安敏着，孙传钊译：《神话与理性——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欧洲的知识界》，41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4) 上山安敏着，孙传钊译：《神话与理性——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欧洲的知识界》，42页。
(5) 关于维内肯的思想，参见J．Roberts：Walter Benjamin，p．25和J．McCole：Walter Benjamin and Antinomies of Tradition，pp．40-45。
(6) 参见J．Roberts：Walter Benjamin，p．31。
(7) Correspondence，p．31．
(8) 参见G．Scholem：Walter Benjamin：The Story of a Friendship，p．15。
(9) Correspondence，p．15．
(10) B．Witte：Walter Benjamin：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p．21．
(11) Correspondence，p．55．
(12) Ibid．，p．66．
(13) B．Witte：Walter Benjamin：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p．20．
(14) 参见Correspondence，pp．50-52。
(15) Ibid．，p．54．
(16) 参见Correspondence，pp．34-36。
(17) Ibid．，p．76．
(18) 上山安敏着，孙传钊译：《神话与理性——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欧洲的知识界》，29页。
(19) 参见B．Witte：Walter Benjamin：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p．28。
(20) Correspondence，p．68．
(21) B．Witte：Walter Benjamin：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p．30．
(22) G．Scholem：Walter Benjamin：The Story of a Friendship，p．12．
(23) W．Benjamin：One-Way Street and Other Writings，p．306．
(24) Correspondence，pp．75-76．
(25) W．Benjamin：One-Way Street and Other Writings，pp．307-309．
第三章朔勒姆和犹太教
自1915年起，本雅明与朔勒姆相交，结下毕生友谊。现在保留下来的本雅明写的信件近600封，其中近300封是写给朔勒姆的。朔勒姆对本雅明的思想发展也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格雄（格哈德）·朔勒姆（Gershom［Gerhard］Scholem）生于1897年，比本雅明小5岁。朔勒姆家庭与本雅明的家庭有相似之处，都属于同化的犹太资产阶级。朔勒姆的父亲从事印刷业。他大概没有本雅明父亲那么富有。优裕的生活条件使本雅明毕生保持着大手大脚的奢华作风，长期依赖家里的供养。朔勒姆认识本雅明后，对本雅明满不在乎地向父母伸手要钱而感到惊讶。
朔勒姆在中学时代就加入了一个犹太復国主义青年组织“青年犹太”。本雅明在1912年也开始接触到犹太復国主义。犹太復国主义当时几乎成为德国犹太知识青年迟早都会遇到的一种可能的选择。这不是偶然的。
犹太人在德国的合法地位是极其暧昧的。正如后来有人指出的：同一时期的德国很难或者说不可能出现德雷福斯案件，但这并不意味着德国犹太人的处境优于法国犹太人。情况恰恰相反，首先，德国犹太人没有任何可能性像德雷福斯在法国那样成为军队总参谋部的成员。其次，开明的德国知识分子对待犹太人的态度比起法国同道来要更暧昧：像韦伯和迈内克（Meinecke，着名历史学家）这样的人反对德国上流社会传统的反犹太主义，但是他们论证自己反对立场的方式在法国则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在法国，知识分子普遍接受启蒙思想，根本不认为犹太人和基督徒有什么差别。而在德国，即便是开明的知识分子也强调二者在宗教和种族上的差异。(1)更不用说持强烈种族主义观点的人了。德国民族主义历史学家特赖奇克（Treitschke）的名言是：“犹太人使我们遭到灾祸。”每当经济危机或衰退发生时，就会出现反犹太主义的浪潮。各种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