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儘管为义大利的商品索取了高价，儘管定出了许多办法来鼓励出口商人，乃至最后答应他们除津贴外另发百分之二十奖金，儘管从汇款中和从隐藏在国外的资金财产中竭尽所能地榨取了外汇，义大利银行的储备仍然从１９３９年１月１日的三十六亿三千四百万里拉减少到１９４０年３月３１日的二十六亿零一百万里拉。当年的国际收支差额预计显然将有四十亿里拉的赤字，但是甚至在那时，仍然向国外定购了大宗货物。
在国内，义大利人起先吃到的苦头，主要是由于生活费用的上涨，而不是由于９月间实行的对消费品的不十分严格的限制，不是由于从２月份起实行的对咖啡和糖的定量供应，也不是由于真正的商品匮乏，除了新年期间缺煤以外。政府似乎在煞费苦心地平息不满的情绪。它不仅试图控制物价和镇压投机活动，而且扩大了对工人家属的社会福利津贴的范围，最后并下令增加工资，从３月起，从事农业、商业、工业的工人工资增加百分之十至百分之十五，从４月１日起，政府雇员的工资增加百分之十。政府的开支达到了空前的数目，预算从１９３０—１９３１年度起就从来平衡过。１９３９—１９４０年度，出现了将近六十亿里拉的赤字，１９４０—１９４１ 年度估计也有同样的赤字，常规预算以外的开支还不计在内，在１９３９—１９４０年度，这笔开支总数达二百亿里拉。为了弥补亏空，政府征收２１９了资本税和非常不得人心的营业税，发行了面值一百六十亿里拉的五厘息的财政公债，并向义大利银行求援。总的经济景象是活动不稳定和紧张程度增加，意味深长的是，证券交易所的繁荣在１９３９年１１月底达到了顶点，此后证券的价格就趋向于下跌。
第三节介于盟国和德国之间的义大利
从一开始，英、法两国政府就极其重视使义大利不参战，并且如果可能的话，诱使它走向真正的中立。张伯伦仍然希望（象他在９月１３日写给不久以前担任驻伦敦大使的格朗迪怕爵的信中所说的那样）义大利人民、义大利国王和义大利教会发挥其影响。据说，有些年纪较轻的法国军事领袖曾要法国向义大利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义大利宣布是站在盟国一边，还是使其舰队保持中立。
可是，法国的内阁和总司令部的做法却不同。在１９３９年８月２３日的作战会议上，甘末林和达尔朗极力主张，必须使义大利保持绝对的中立，甘末林指出，在当年的那个时候，要对义大利发动决定性的进攻是不可能的。来自义大利的威胁，在盟国的战略上留下了痕迹，这种痕迹表现在下面几点上：决定不攻打西壁防线；欧战一开始时英国的航运暂时改道不走地中海；法国在阿尔卑斯山区驻扎了十个法国师的兵力，在北非驻扎了十四个师，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却只分别驻扎了九个师和四个师。
义大利的不交战，使得法国方面能把这些军队调走一些，但是义大利在１９４０年４ 月和５月间走向交战前的状态，以及盟国随之而需要保留一些军舰，尤其是用于地中海的驱逐舰，据说曾经起了作用，使英国决定不攻打特隆赫姆峡湾，也使盟国决定撤离纳尔维克。
盟国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方式讨好义大利。英、法两２２０国政府表示了欣赏墨索里尼为和平而作的努力，希望进一步合作；它们答应避免发生可能妨碍相互关係的事件；它们甚至宣称毫无意图要强迫他决定赞成这一方或那一方。它们提出，义大利可以扮演一个它乐意担任的角色，成为一个“伟大而友好的国家”，成为欧洲理事会的一个理事国，成为一支在巴尔干与德、俄两国抗衡的力量，在那里，不经义大利的同意，盟国将决不动用魏刚的近东军团。盟国一面又在经济上予以诱导；它们在北非实行的一些反对义大利的措施（诸如征用汽车和限制使用银行存款），在齐亚诺于９月５日发出怨言以后，立刻就取消了。可是，在突尼西亚、苏伊士、吉布地等问题上，却没有作出让步；是否要就这些问题举行谈判，完全由义大利来决定；这就难怪，对于盟国的这些友好的表示，义大利有这样的反应，即齐亚诺在同弗朗索瓦－蓬塞的谈话中，曾将其简洁地概括为：战胜就是最好的宣传。
另一方面，几个月来，德国人除了要得到义大利的一些好感外，很少在它身上浪费时间或精力。固然，希特勒９月３日致墨索里尼的信一开头就以庄重的语调宣称，命运终于将把他们两个国家结合在一起；接着又感谢墨索里尼在过去给予的支持，并恳求他在将来继续给予支持。但是，象希特勒 ９月１日在德国国会演说和１８日在但泽演说时给予这位义大利“领袖”的那种公开的恭维，只不过是表面应酬，而且在但泽演说时他提到德国作出重大牺牲放弃了对南方的领土要求，却又把这些恭维话的味道冲淡了。希特勒也从没有采纳墨索里尼的建议，公布９月１日的电报，否认有什么要求义大利支援的需要。
义大利在１９３９年８月使自己不受与德国结盟的约２２１束这一行动，更加不受纳粹党人的欢迎，因为他们认为（应当指出，这种想法是错误的），义大利人己预先告诉英闰人，德国人将要干什么，从而鼓励英国人最后承担义务与波兰结成同盟；而在纳粹党人的眼中，义大利的主要价值却是在外交上起一种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