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斯坦、秦天和张克也纷纷聚了过来，大家身体虽然疲惫，但还是掩不住初次上勤的兴奋和喜悦，大家打开了话匣子，回味起刚才3个小时的所见所闻。
“胡铮，你丫说说，刚才是不是看出来人家是领导了才那么热情的？”麻雀不怀好意地问。
“放屁！咱们警察对待群众要一视同仁，我可不像你，没收来的国旗还敢乱发……”
“你……”麻雀不料会被胡铮揭短，气得坐了起来：“我还不是看那些外地人手里没有国旗，你说说，虽然非法经营不对，但广场上那么多人买国旗还不都是因为爱国吗……你……”麻雀还越说越激动了。
“行了行了，知道你是好心。”那大侠拍着麻雀的后背说：“其实咱们今晚能站在广场上已经很幸福了，中国有那么多警察，能在今天到广场上勤的才能有多少？”
“是啊，有多少外地警察一辈子都还没来过天安门呢，咱们今天能站在这里已经很幸福了。”我也点了点头。
“要是能带相机来就好了，起码以后能留个纪念。”爱因斯坦插话道。
“你别天真了，咱们今天是来执勤的，又不是来玩的，还照相呢……”秦天半闭着眼睛说。
大家越说越热烈，张克却靠在一旁的柱子上一言不发，似乎有什么心事。
“希特勒，你想什么呢？”麻雀问。
张克一愣，迅速将头扭向一边，似乎被打断了思绪，在他回头的一瞬我们看到了他眼里的泪水。
“你怎么了？张克？出什么事了吗？”我关切地问。
“没什么……”张克转头擦了擦眼泪说，“我在想，如果我爸爸活着的话，他今天应该也在广场执勤呢……”此语一出，大家顿时沉默了起来，心中的愉悦和兴奋顿时化成一种沉重的伤痛与酸涩。我们看着张克被阴影挡住的脸，不知该说什么。
“哎，你们说按这个顺序咱们能在香港回归时站在广场上吗？”秦天转移了话题，试图缓和气氛。
“嗯……我算算……”那大侠也接茬道：“咱们5点半下勤，3个小时后8点半上勤，之后11点半下勤……哎，坏了！正好赶不上啊！”
“对啊……那怎么办啊？”经他们这么一说大家都着急起来。
“咱们来这儿就得亲服看到回归时刻，要不多遗憾啊……”爱因斯坦在一旁喃喃地说。
“是啊是啊……要不咱们和李主任说说，不让咱们撤下去不就行了。”
“对，就这样……”大家达成同识，就等着再上勤时向主任提议。
3个小时匆匆而过，当我们再次精神抖擞地踏上广场时，广场又已经人山人海，人们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表情。我们按规定站在了各自的岗位上，分享着周围人们的热情和快乐。而就在我们开始有些麻痹鬆懈的时候，一个突发事件发生了。
一名外国记者不顾我和胡铮的劝导和阻拦，硬要突破警界线进入禁行区域。虽然我们用英文反覆说着禁止通行，但外国记者还是置若罔闻，同时粗暴地推搡我们，周围的同学见状都围过来帮忙，不料此举却招来了更多群众围观，一时间场面混乱，突然我发现在不远处竟然有一个手持摄像机的外国人在拍摄。就在我们忙乱之际，从四周跑过来了几个着便服的群众。
“哎，这里禁止通行。”我喊着就要过去阻拦，但刚走几步就被从一旁赶来李主任拽住了。
“别过去，看着就行了。”李主任说。
我一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只得在原地静观事态发展。没想到那几个跑来的群众并没有穿越禁区，而是跑到满口脏话的外国记者身边，不由分说地架着他就往外走，同时那个拍摄的外国人也被两个群众拿走了摄像机，眼看一场纠纷就要开始，这时一辆巡逻车及时赶到，把所有人统统装车带走了，整个过程干净利落，像事先演练过一样。围观的人群渐渐散去，只剩下我们几个木然地站在原地。
“林楠，我怎么觉着有点不对劲啊？”胡铮看着我说。
“是啊……我也觉得有点……反正说不好……”
“说不好什么啊？”李主任说着走了过来，“你们啊，平时还自称自己是未来的侦查员呢，连这个都看不出来？”李主任卖了个关子说：“刚才那个外国记者是故意在现场製造混乱的。每次有重大活动的时候都会遇到这些事，一些国外的敌对势力就是这样用合法的身份作掩盖来故意製造混乱，之后再将过程拍摄下来以造成不利于我国形象的影响。”
“啊……原来是这么回事，我说他怎么那么无礼呢……”我点着头说。
“是啊，所以你们在执勤的时候一定要遇事不慌，时刻保持良好态度。你和胡铮刚才做的不错，没有和外国人发生衝突，如果一旦不冷静行为出格的话，不但影响了首都警察的形象，还会给别人留下把柄。”李主任的一番话说得头头是道，我和胡铮却听得有些毛骨悚然，真想不到在执勤中还会潜伏着这些意想不到的危机和陷阱。其实我们刚才之所以没有做出过激行为根本谈不到什么冷静或遇事不慌，而是纯粹的茫然和不知所措。第一次广场执勤就给我们上了一堂颇具震撼的现实课，看着散去的人群和依然欢腾如初的广场，我突然打了一个冷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