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东南亚的种植园和橡胶园翻身的闽粤商人们之后便急忙开始了他们的实业建设：化工、机械製造业、造船、乃至服装生产这些行业和江浙财团是没法拼了，发动机、航空什么的自己也不懂，可有了东南亚这个地盘，又有香港这个虽然比不得上海，但也算更靠近苏伊士运河的金融物流中心，咱们做点小东西总算可以吧？没过20年，伴随着汽车的大范围普及，城市居民生活消费习惯的巨大变化，汽车用橡胶类产品和汽车玻璃，以及农产品深加工与造纸业木材业就成了珠三角和闽南的优势产业。华南和东南亚市场的商业回报，虽不能和江浙商团沿着长江一线拥有的市场相比，但也是很可观的。
广东福建等地的闽粤商人们和江浙财团之间的利益衝突在政治上的反映就是：如果说1880年之前闽粤商人是因为对社会党打天下的积威敬畏而不敢不支持，1880年之后则是因为既然江浙财团开始了对自由党的支持，他们自然也就选择了继续支持社会党。
但上海金融业的崛起，使闽粤商人和江浙财团们都迅速的黯淡失色，特别是上海的金融业不但有经济地理位置上的巨大优势，而且其背后还有上海在科技方面雄厚的实力作为基础。香港虽然也保留了英国人创办的金融市场，可香港没有科技基础，缺乏向股市不断注入新题材的能力，因此当上海已经成为世界第1大经济城市的时候，香港只能排在世界第11位。
不过这已经是到了1910年代的事情了，这个时候，商人们的地域概念已经淡薄了很多。一个不会说一句上海话的闽粤商人，在上海这个城市中获得的认同会远远超过一个没他钱多的温州人或宁波人。上海银行的高级职员不会因为某个人的口音而决定自己对待客户时的态度。钱，认的只是钱，这就是上海的城市本质。本来因为家门口的大上海崛起而兴高采烈的江浙商人们，没多久就和闽粤商人一起陷入了迷惘。
上海人讲的笑话：一个温州商人认识一个潮州商人。1890年的时候，温州商人对潮州商人说：你干吗不尊敬我？我比你有钱啊！潮州商人说：反正你比我有钱，我尊敬你你也不会给我钱，我干吗要尊敬你？1900年的时候，温州商人对潮州商人说：你干吗不尊敬我？咱们俩一样有钱啊！潮州商人说：咱们俩钱既然一样多，我干吗要尊敬你？到了1910年，两人一见面潮州商人就说：咱们的钱都被上海人骗到股市里套牢了，咱们还是一起去尊敬上海人吧！
大体而言，社会党的选民在北方和中西部地区，以及广东福建等地区占绝对优势。自由党的政治支持者集中在上海、江浙一带。西域省等新边疆区域，双方的支持者数量接近。有人说大资本家和底层民众支持社会党的居多，中产阶层支持自由党的居多；也有人说是喜欢政治上更保守一点的人群支持社会党，喜欢政治上更激进一点的人群支持自由党；甚至有人说学历高的人支持自由党的居多，学历低的人支持社会党的居多。不一而论。有个数据很有意思：自由党占优势的大部分地区，选举时的选民投票率都偏低，投票率常常是25%左右。社会党占优势的大部分地区，投票率通常都在35%左右。而且，边疆省份两党选票拉锯战的经验表明：只要某次选举的投票率超过30%，获胜的多半就会是社会党，反之则往往是自由党赢。
所以，社会党经常是号召选民积极投票，而自由党经常是提醒选民以谨慎的态度对待选举！
民众们并不都对政治感兴趣。据统计，除了1868年那次全国性大选，选民的选举投票率超过50%，达到56%外，此后的绝大部分选举中，全国的平均投票率都没有超过39。5%！期间唯一的一次例外就是1898年的议会选举，全国的平均投票率达到了48%！而且那一次要不是因为选举前的舆论对社会党极其不利，国父杨沪生在投票前2天突然出面，呼吁人民给社会党一次改正错误的机会的话，社会党那次险些就要下野了！其实对西化味道更浓的自由党，中西部的选民们并没有什么好感。那次投票结果，主要是反映了民众对当时社会党希晓亮政府的不满，而不是对自由党的支持。
让社会党高层头疼的就是2位国父对选举事务态度的分歧！杨国父在民众中的威望远远超过史国叔，这是不争的事实。只要社会党在大选中处于不利地位，“隐退”多年的杨国父总是会适时在某个地方露面，走访平民，访寒问暖，然后这个消息便通过各类媒体向全国发布。社会党只要将这种新闻张贴在投票点的四周，自由党的选举工作人员基本上也就不吭声了。可因为杨国父这么介意社会党在选举中的胜败，无意中就给了社会党党员很大的压力，让他们觉得仿佛输了某场选举就对不起杨国父似的。希晓亮当初干了一届便灰头灰脸的从国家主席的位置上下来后，就曾经私下抱怨说：要不是感觉背后的压力那么大，当初在退伍军人群体事件爆发时，他也就不会下那个臭名昭着的命令了！
史国叔用另一种态度让社会党高层头疼：他在从国家主席的位置上退下来后，就不再理睬国内的政治事务，而且还曾经在1890年的某天跑去找杨国父，说自己也要和他一起尝尝“垂帘听政”的滋味。这件事据说让杨国父很不高兴，史国叔走了之后，国父整整3天都不和别人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