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在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领土主权大肆进行侵略的危急时刻，不顾人民的强烈呼声，对日军采取“不抵抗”方针，拱手让出了祖国的大片河山，却把大部军队用来对付红军，把大部分精力用在研究怎样“围剿”中国工农红军这件事上。
1933年3月4日，日军侵占承德，进而冒犯长城。在紧迫的华北情势之下，蒋介石不得不于3月6日离开南昌行营，前往河北保定。人民要求抗日的呼声瀰漫全国，蒋介石的嫡系军队也受影响，要求北上抗日者颇不乏人，不但在下级军官，就是在师级以上的人员中也有其人。第一师的师长萧干就曾愤慨地说：“在江西‘剿共’负了伤，到后方去医院就医，不敢抛头露面，而二十五师师长关麟征在古北口负伤，住在北京协和医院里，天天有人民团体代表去慰问他。相形之下，谁愿干这吃力不讨好的事。”但是，到了这一年四五月间，华北的形势相对地趋于稳定，蒋介石马上赶回南方，筹划新的对苏区革命根据地的“围剿”。4月24日，蒋介石在南昌讲武堂扩大纪念周上作了题为--《剿匪要从精神、组织与纪律来奋斗！》的讲话。25日，在南昌科学馆对各军事长官与参谋人员，发表了题为《剿匪技能之研究》的讲话，对以往四次“剿匪”的失败与今后的作法谈了一番看法。他说：“我们现在和赤匪打仗，并不是打军队数目的多寡，也不是打枪炮弹药的精粗和胸械粮服的接济，如果是打这几项，那么，我们都胜过赤匪，我们早就应当剿灭赤匪了。须知我们和他打的，第一是组织，尤其是军队的编制和民众的组织；第二是训练，就是训练士兵和民众的方法；第三是宣传，就是宣传主义来鼓动军民的精神；第四就是纪律，就是使官兵用命，不怕死，不扰民；第五是战术，就是如何运用原则因地制宜，相机应变，知彼知己，取长补短，夺得最后胜利。大概土匪比我们长的地方也就在这几点，……现在我们就可以就几点来研究我们的今后剿匪的战术战略。”蒋介石还特地跑到江西崇仁，召开了驻赣部队副团长以上的军官大会，陈诚、罗卓英、吴奇伟等嫡系将领都参加了会议。在会上，蒋介石作了题为《统军作战制胜之道》和《革命军的责任是安内与攘外》的两个报告，还解释了所谓“得胜歌”。在“制胜之道”中，蒋介石讲了七件事，着重讲了“对剿匪被俘而放回的官兵处置办法应加研究”，极力鼓吹：“现在我提出四句口号，望我们一般官兵，大家牢记：“一、受伤不退，被俘不屈。二、生而辱，不如死而荣。三、不成功即成仁，这是随时应当记诵的。四、壮士一去兮不復还。果真被俘，更要切记这一句话。”在“安内与攘外”中，蒋介石说：“现在，我们国家正是内忧外患相逼之时，一方面国内有狂暴的土匪，天天拼命的杀人放火；一方面是国外有日本帝国主义，天天向我们猛烈地侵略。日寇敢来侵略我们的土地，甚至公然要来灭亡我们整个国家，就是我们国内有土匪扰乱，不能统一。”“我们由内乱而招致外侮，是必然的。反转来说：只要能够正本清源，先将这个心腹之患彻底消除，那末外面的皮肤小病，一定不成问题。”“各位都知道，无论我们有怎么强大的武力，若是遇到腹背受敌、内外夹攻、前后方都共危急是没有不失败的。所以我们不先安内而要求攘外，在战略上、理论上说，都是居于必败之地。”蒋介石在报告中还十分露骨地说道：“日本入侵略是外来的，好像是从皮肤上渐渐溃烂的病毒；土匪捣乱是内发的，如同内臟有了毛病，这实在是必腹之患。因为这个内疾不除，外来的毛病就不能医好，而且即算医好，也还是无济于事，到了最后，病人还是要断送在这个心腹内疾。”会毕，蒋介石还同军官们拍了电影。这次崇仁会议，是蒋介石的心理战的一次会议，目的是以他独裁者的影响，来压制军队中的抗日情绪以及畏共而厌倦“剿共”的情绪。5月13日至17日，蒋介石在南昌召集了政治训练会，作了题为《政治工作人员的责任与今后应有之努力》的开幕词与闭幕词。其间，蒋介石在所谓国父纪念周年上又作报告说：“江西完全赤化者共计有六县，人口计有30万，民国十八年以来，战死者十万，被匪杀死者五六万。匪在经济、武器及其他方面均败坏，惟组织严密。剿匪战争非武器战争。”政治训练会议后，蒋介石在南昌科学会馆对在 “围剿”我革命根据地中遭到惨败的第五十二师“官兵”作了打气性的讲话；随后又传见了“剿匪”部队军官，讲了“带兵要领”。ZI日，蒋介石在南昌重建了行营，总管江西、广东、福建、湖南。湖北五省及“剿匪”总指挥的任务。蒋介石先令控制崇仁、乐安之中路军主力及赣粤边境之右路军，与赣间边境之右路军，严密堵剿，从而便利全盘“围剿”部署。6月2日，蒋介石在庐山主持了枯岭会议后赴南昌。8月在南昌行营召开了赣、粤、闽、湘、鄂五省“剿匪”军事会议，“研讨剿匪战争经验，分析匪军状况，指示对匪彻底封锁的作战方针。”在会议期间，蒋介石差不多是一天一个讲话，甚至一天两个讲话，先后作了题为《五省剿匪军事会议的使命》、《剿匪战机述要》、《参谋业务与剿匪要决》、《健全组织与宝贵时间X《参谋业务及其应有修养》、《此次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