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蒋介石因为刺杀革命党人陶成章而避祸逃往日本，躲过风头之后，他又悄悄潜回了上海，并准备回溪口去看望自己的宝贝儿子经国。行前，蒋介石给母亲写了一封信，把自己即将回家省亲的事告诉给母亲及毛福梅。信未，他故作轻描淡写地附了一笔：
“不孝儿要携一新妇侍奉母亲大人。”
这轻描淡写的一笔附言，才是蒋介石省亲之前先写这封信的要旨所在。他深知自己在外纳妾会使母亲和髮妻毛氏大受刺激，但“丑媳妇总得见公婆”，自己纳了这个小妾，不能一辈子储之金屋，所以，他采取了先写一封家书下点“毛毛雨”的办法，让丰镐房的两位女主人先有个精神准备，心理上有个“缓衝过程”，以免自己突然携一小妾回家，使母亲和毛氏在。骤然临之。的情况下做出些失态的举动来，到那时“后院失火，醋海狂澜”自己怎么应付得了呢！
毛福梅乍一听说丈夫在外面纳了妾，而且还要带回家来，霎时间只觉天旋地转，如临末日。她一把抱起尚不足3岁的经国，忍不住涕泪交流、失声痛哭。
蒋母对儿子在外面做出这等辱没门风、累及妻儿的丑事也是深感痛心。几天来，街面上已是议论纷纷，大家都为平日温良贤惠的毛氏遭此奇辱而忿忿不平。蒋母是个爱面子的人，经过权衡，她觉得既然木已成舟，再说什么也是晚了，俗话说“儿大不由娘”，毕竟当时男人纳妾并不是太大的新鲜事，身为丰镐房的长一辈女主人，蒋母痛定思痛，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家丑不可外扬”，万一毛氏不依不饶，闹将起来，岂不是让别人看蒋家的笑话么？两害相权取其轻，老太太决定先把媳妇这一头安定下来再说。思谋妥当，她来到了毛氏屋里，对犹自饮泣不止的毛福梅说：“不管怎么说，你是我们蒋家明媒正娶的媳妇，经国是我们蒋家的嫡长孙，这是谁也改不了的。任他什么样的人，就算进了我蒋家的门，也不过是閒花野草，你不要管他！如果你觉得看不惯，趁着他们还没来，就先回娘家住几天，省得心烦。”
婆母的一番话，对毛福梅是个莫大的安慰。她抬起泪眼望着婆婆说：“我回娘家，谁来照顾经儿和你老人家？再说，那个女人来了如果住着不走，难道我就一辈子住在娘家？”
“那……”蒋母被问住了，迟疑地看着毛氏。
“你老人家放心，我不会让外人看笑话的。”毛氏轻轻一句，把蒋母胸中那个难解的结一下子解开了。王采玉轻舒一口气，心中感嘆：这是个多么好的媳妇啊！
蒋介石在外面新纳的这个小妾名叫姚怡诚，小名阿巧，又名怡琴。关于姚怡诚的身世，据民国十六年十月十八日天津《益世报》载文介绍：“女出身寒微，当南北和议告成时，蒋随陈英士居沪，陈每过北里，蒋亦偕往，恰琴在法租界集妓处作房侍，在筵席间见蒋氏，刻意奉迎，终至以身相托。”
介绍过于简约，实际情况却十分复杂。
姚怡诚出生在苏州冶长径河北岸一个名叫南桥的小镇上，乳名阿巧。阿巧红颜薄命，幼时父母双亡，她只好随叔父姚小宝过活。
阿巧十几岁时，叔父姚小宝招乡人沈天生入赘，与阿巧成婚。因为是“倒插门”的女婿，男随女性，沈天生就成了姚天生。
这位姚天生有两个叔父，当时在上海西藏路八仙桥一带做工，主要干一些力气活，比如，堂子（妓院）里的妓女要出门应酬，他们便抬了轿子负责接送；谁家里有了丧事，一应殡殓事宜也由他们来做。阿巧结婚后，也随姚天生来到上海，姚天生跟着叔父们干力气活，阿巧则被介绍到堂子里去当佣人（上海人称“娘姨”）。
不料来沪不久，姚天生就染上了毒瘾和酗酒恶习。本来温饱之外还略有盈余的小日子渐渐入不敷出，越过越艰难了。贫困加上陋习，破坏了小家庭的和睦。姚天生每每喝得酩酊大醉，毒瘾发作时还经常对阿巧大打出手。阿巧不堪凌辱，遂自己在上海五马路一家名叫“群玉芳”的堂子里谋了一份差事，从此不再回家了。
阿巧到“群玉芳”后，仍做一些侍候高级妓女的工作，被称为“细做娘姨”，负责高级妓女的起居照应、送往迎来等。在这里，她有了个花名，唤作“恰琴”。
当时，陈其美是“群玉芳”的常客，蒋介石经常随陈其美出入，时日渐久，认识了这位在堂子里当女佣的姚怡诚。
蒋介石幼读诗书、数度出洋，见过一些世面。十里洋场的风光，灯红酒绿的繁华，早已很对他的胃口。香风熏染之下，他越来越觉得乡下那个土里土气的老婆与自己这“革命青年”的身份不相称。何况这时的蒋介石不单单是革命青年，而是早已做了“革命军官”了呢。结识了姚怡诚之后，他很快为姚恰诚撩人的芳姿和善解风情的妩媚所倾倒。从相识到相熟，两个人很快堕入了情网，频繁幽会，如胶似漆。
蒋介石与姚怡诚明来暗往的热恋，一开始是瞒着陈其美的。因为蒋介石毕竟心存顾忌，姚怡诚是陈其美长期包下来的那位高级妓女的娘姨，这种偷香窍玉的事搞到自己“义兄”的内室里，好说不好听。可是，陈其美是个风月老手，虽然蒋、姚二人偷偷摸摸，又怎能瞒过他的眼睛。到底是义结金兰的兄弟，彼此的性情都很熟悉，一天，陈其美同蒋介石一起到堂子里打牌，趁着大家玩得高兴，陈其美点破了这层“窗户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