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斗空前惨烈。
二月三日，敌人一度攻入了张家村。
逆军与他们展开了逐家逐户战，每一栋房屋、每一条巷子、每一座废墟上都在交火，子弹穿梭交织，枪声、爆炸声响彻云宵。
再表东线战场。
一月三十一日，逆军第三集团军也向新港发起了猛烈进攻。
驻守新港地区的是日耳曼军团的两个师和美海军陆战队一师（有两万人的规模，其武器装备和战斗力比陆军师要强很多）、以及两个罗马师和鬼、倭、韩军各一个师，共计九万余人。
由日耳曼军团元帅龙美尔统一指挥。
敌我双方的兵力对比也是一比一。
我军唯一占优势的是有海军的炮火支援。
战斗一打响，三个杂牌师便不战而逃，退往南边的阳泉。城内只剩下六个师的西洋联军了。
这是一个有利的战机。
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陈怀安决定将第7军和第8军担任主攻，从西面和北面攻击敌人；第9军则担任穿插迂迴的任务，务必要迂迴到敌后，抢占米城，完成对新港的包围。
第7、8、9军的军长高应虎、王小力、郝河东领受命令，立即率军投入行动。
二月一日，我主攻的西、北两路军已经攻至敌人的外围，第9军也占领了米城，切断了新港和阳泉之间的联繫。
二月二日，总攻击正式开始。
敌人凭藉坚固的城防工事顽强地阻击着我军。战斗一开始便呈胶着状态，打得很是艰苦。
二月三日，第二集团军的第4军已经转入休整，而第5、6军则按时发起富田战役。
但是敌人凭藉坚固的城防及飞机大炮的掩护，我军的进展很不顺利，部队伤亡很大。
二月五日，逆军总司令部命令西线各军停止攻击，退回北方休整。
我西线各军全部与敌人脱离了接触，巩固页城、西山口、王村、平原及珠宝山北麓一线阵地。
在东线，从二月五日起，我军也停止了攻击，只是将敌人围住。
在中部战场，到二月六日止，敌人的主力已全部回撤到南方，我军夺取了卜顺并巩固了张家村等阵地。
敌人则在木城、西溪上游（南岸）、沙城、大草鞋岭、木流一带布防。
自此，从一月三十日至二月六日，经过八天的战斗，逆军的第一次春季攻势算是结束了。在八天的战斗中，除了页城、西山口战役打得比较漂亮外，其他战场我军打得都不是很顺手。
富田和新港这两座城市我军拿不下来，也吃不掉被围住的敌军，说明我军攻坚和歼敌的能力仍很欠缺。
在中部战场，我军陷入的也只是一场混战，拖不住、吃不动，眼睁睁看着敌人大摇大摆地撤退，我军却无法将其消灭。如果不是敌人主动撤出了战斗，真很难想像能打成什么样的结果。
二月十日，我第一集团军重新投入战场，部署在中部战场，加强了中线的兵力。
敌人似乎也丧失了斗志，只是小心翼翼地防守，不敢主动进攻。
敌人只是在东线发动了一次进攻，企图解救被围的日耳曼军团和美军陆战一师及罗马军团。
我军相应地加强了东线阻敌打援的兵力，阻止了敌人的进攻，并发起一次反击战，攻占了木流。
这时是二月十五日。
这场战斗的规模并不大，也没有歼灭多少敌人。但意义却是深远的。我军攻下了木流，即意味着扼制住了整个罗东战场的生命线。
敌人被夹在狭窄的罗东湿地和草鞋岭（一座南北向的大山，平均海拔一千多米，山脉绵长七百余里，是罗结东面的主要屏障）之间，不仅兵力无法展开，机械化部队也无法开进，而且远离了新港，使被围敌人脱困的希望更加渺茫……
二月二十日，盟军司令部派人和逆军洽谈，请求进行停战谈判。
原来，西方各国国内反战的呼声日趋高涨，人民纷纷举行罢工，要求政府停止非正义的罗结战争。
每运回一批装尸袋，便掀起一阵反战的狂潮。
盟军不得不考虑和逆军进行谈判议和。
杨贤杰也考虑到为了早日解除人民的苦难，答应了敌人的要求，派了一个代表团到木城和盟军的停战代表团进行停战谈判。
逆军的代表团成员是邓先觉、屈通、李梦、朱富贵、吴可乐、陈士达和张路，由邓先觉任团长和首席发言人，老将屈通为副团长，朱富贵书记，吴可乐校稿，陈士达负责和总部联络。
代表团的成员首先来到司令部报到，接受杨贤杰父子的接见。
熟人都开朱富贵的玩笑：“嗬，书记来了！”
朱富贵苦着脸道：“什么书记？是书面记录员，不是‘党支部书记’的那个‘书记’！”
杨贤杰给代表团作出指示，强调道：“我们同意举行停战谈判，是为了争取到更为有利的时机；谈是为了不打，但是我们也不能把希望全部寄托在和谈上；帝国主义绝不会甘心他们的失败，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防止敌人玩弄新的阴谋伎俩！”
二月二十五日，和谈正式在木城举行。
盟军方派出了以美军参谋部的高参华胜顿为团长的代表团，成员有美军五星上将巴斯克、英国人贝克汉姆、法国人沙可其、日耳曼人默克尔以及其他仆从国的一批文职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