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要出去的，我对本市的教育制度没信心。」
「才十二岁哪。」
「男儿志在四方。」
「我同外国人商量一下。」
「现在咱们家逢有事便找外国人做顾问，她自己万一有事，找谁商议？」
「她？」一我发一阵子呆，「她那么强，她自己会想得通的。」
「这太不公平了。」
「是，我也知不公平，但是谁敢替她出主意呢。」
「给你作外国人，你做不做？」
我拼老命摇头，「不做不做，但我喜欢有她这么一个亲人，强壮而理智。」
丈夫笑。
是的，我们来不及的把私事向他倾诉，求她解决，却从不问及他的需要。外国人嘛，同我们的需要自然有些不同，这个绰号不是白白得来的。
唯一可做的，便是做吃的让她享受。
我遗在编织件兔毛毛衣，准备在稍后送给她。
我还能做什么呢？我是个没有身分的女人，一个平凡的小家庭主妇。
我是中国人。
她是外国人。
分别就在这儿了。
我不肯做她，她不肯做我，然而外国人与我，是永远的好朋友。作家大成是作家。
他在写作的时候，用一个很漂亮的笔名，大成不过是他在家唤的小名。
我自小认识他，所以知道他叫大成。
他的新朋友，都叫他峻峰──他的假名、篆名、写作人所用的艺名。
大成有一年没有新作面世了，说来话长，都是因为被书评家害惨了的缘故。
他们称讚地，捧他，但往往在评论后加一句：「峻峰原来可以成为严肃作家……他可以变得更好，他应该选择比较严肃的题材。」
峻峰说，作者都希望变得更好，所以当他赚了一点钱，为求进步，便把工作停下来，思考严肃的题材，冥想，旅行，以求进步。
评论家把他的行踪报导出来，猛赞他清高飘逸，是文坛将来未可限量的栋樑。
真坑了他。
大成是个天真热诚的人，人家批评他，他全相信，人家称讚他，他也全接受，情绪很易被不相干的人左右，这是我所不能明白的。
我是一个顽强的人，人家说什么，我就算在乎也断然不会给人知道我在乎，何况我是真的不在乎。
但又出乎意料，我与大成是好朋友。
我做电脑，他干艺术，但我们是好朋友。我们的感情，好比兄妹。
这一年来，他不住的流浪，找寻独步单方，参加很多活动，但是没有写作。
他也与我谈过很多次，有关他写作的前途。
我觉得他在廿七便名成利就，实在是值得骄傲的事，他应当写下去。
写作人最要紧的事，便是坐下来写。
他会说这是外行人所说的话。
我与他争论过多次，但我无法说服他。
我说：「你有你的读者，我见你在路上都有读者抓住你要你签名。他们喜欢你目前的作品，何必改变方针？」
他说：「求进步。」
「写穷人的生活便是进步？真荒谬。社会一般人都安居乐业，为什么不能写小资产阶级？」
「我没有说要写穷人，何况贫苦的阶层也有资格入小说。」
「然，很多社会小说也很好看，」我同意，「但是我更喜欢你的作品，反正爱穷的人可以一直耗下去，爱繁华的人可以照旧。但，请记住，这不过是生活方式，穷与气节高尚并无直接关係，手边有节储也与虚荣无关。」
「对于科学家来说，当然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但文学作风不是这样的。」
「一定要穷是不是？住到山边垦荒去才有诚意。」我笑。
大成一辈子活在大城市中，家里做小生意，只有他这个儿子，念中学时就爱写作投稿，进大学已经出书成名，他始终有种不满足，十甘心做一个流行作家。
他大概想留芳百世。
有些人在无意中就做到了，我相信曹雪芹这类作家在写作时并没有抱住要扬名后世的意念，相信杨振宁在做研究时也没有握拳疾呼我要成名。
一切是果不是因，却是无意中得来，似大成这般到刻意要突破，是完全没有必要的，而且不一定会成功。
这些论点我也同他说过了。这也许是我们两个人讨论过的唯一严肃的题目，枯燥得要命。
我最讨厌严肃，不是说平日做事吊儿郎当，但下了班谁不要轻鬆一下，还牵涉到社会大问题干什么，没的头痛。
好几次都是我自己举起双手投降，「不说了不说了。」
但是他不肯再与我出去吃饭跳舞，他努力钻研学问，买了一大堆硬皮英文书来细读。
我又弄不明白了，读南美洲作家的作品，对他的事业有什么帮助？我们住在亚洲，黄皮肤黑眼睛，天南地北，去读那种枯燥的作品干什么？
「你懂什么？」他摆摆手生气「对你来说，阅读不过是消閒。」
「嘿！」我冷笑，「阅读还能帮我什么？你能从诗集里找到什么？不过有些人搓麻将，有些人阅读而己，对社会有什么贡献呢，做大事的全是科学家，科学家奠定社会文明，艺术家才得有机会做些锦上添花的琐事。」
「你与你电脑去跳楼吧。」
「没有电脑，你在银行排队要站大半天。」
「我不喜欢你了。」
我与他作一个鬼脸。
后来他出发去旅行，选的地方是巴黎。
「那不行」我加插意见，「巴黎是文明社会，有自来水供应，不够严肃，不作数，人家照样看不起你，住上十年也是个流行小说作家，你得选一些不毛之地，越苦越好，连厕所都没有的地方最妥当。」
大成追着我来打。
其实我说的都是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