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哥说：「你的意思就是让我们忍着，可我们忍无可忍啊！」
罗叔叔说：「你可以换一种方式来復仇。」
二哥问：「什么方式？」
罗叔叔说：「革命，参加革命。」
二哥问：「怎么革命？跟谁革命？」
罗叔叔其实是有备而来的，他从衣服的夹层里抽出一面红色的旗帜，认真地铺展在桌上，对我们一字一顿地说：「跟着它！」这是一面中国工农红军军旗，但二哥哪里认识，问：「这是什么？」罗叔叔笑了，「你连这都不知道，这说明我的宣传工作没做好，这是中国工农红军的军旗，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党旗。」
「罗叔叔，你是共产党吗？」我们都问。
「是的，我是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成员。」罗叔叔第一次对我们公开他的秘密身份。
儘管家里早有这种猜测：罗叔叔是共产党，但是真的被他本人这么活脱脱证实在眼前时，我们还是倍感震惊。事情实在来得太突然，我们没有表态，而罗总编心里似乎有的是说服我们的底气。这件事就像一个急于想出嫁的姑娘遇到了求爱者，结局是笃定的。就这样，当天下午，我们进了山，去了墓地，当着父母亲的英灵，举行了庄严的入党仪式。最后，罗叔叔对我们说：「从今往后我们就是一条战壕里的战友，战友情比兄弟情还要深，深就深在今后我们要生死与共，志同道合，为一个主义——英特耐尔——同呼吸，心连心，共命运。来，现在我们一起把手放在一起，你们跟着我说，共产党万岁！中国万岁！日寇必败！中国必胜！」
我清晰记得，这一天是1938年6月20日。
一个月后，我们三人先后回到上海，参加了第一次党组织活动：长江七组的成立仪式。会议是在赵叔叔的轮船上开的，与会的有罗叔叔、赵叔叔、郭阿姨，我们兄妹三人，另有罗叔叔的司机，共七人。今后我们就是一个小组，罗叔叔是组长，赵叔叔和二哥是副组长。在这个会上，二哥把他从老家猪圈里挖出来的宝贝：九隻金元宝，十根金条和一块金砖，作为党费交给了组织。罗叔叔问我和阿牛哥的意见，我们也表示同意后，罗叔叔拿出一隻金元宝，对我说：「这一隻你留着，是你父亲给你的嫁妆。」我不要。罗叔叔和大家都执意要我收下，就收下了。然后罗叔叔又拿出两根金条交代二哥，让他去开办一个公司。二哥是有做生意天赋的，以后他就是靠这两根金条启动做生意，当了大老闆。
阿牛哥留在船上，做了赵叔叔的帮工，我呢，罗叔叔把我安排去了一所中学当老师。我们基本上隔十天聚一下，再次见面时，我和二哥、阿牛哥都没有一下互相认出来，因为我们都是全新的身份，异样的穿着：阿牛哥是船夫的打扮，赤膊，折腰长短裤，一块脏毛巾搭在肩头，像煞一个船工；二哥蓄了人中一字胡，西装革履，扎领带，戴着金戒指，俨然一个阔老闆；我扎着一根独辫子，穿着蓝印花布斜襟衫，朴素的样子像个刚进城的乡村姑娘。这次见面，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二哥给阿牛哥搞来了一支英国造的小口径步枪，据说射程有五六百米远。大约过了一个多月，二哥又带来了一支长枪，这是一支改造过的狙击步枪，德国出产，配有瞄准镜的。就在这次会上，罗叔叔第一次给阿牛哥下达任务——暗杀二哥曾经的好友杜公子！第2节杜公子确实该死！他居然公开投靠日本人，当了中日友邦会会长，这是一个挂羊头卖狗肉的货色，名为友邦，实际上是日本特务机构，专门在民间收集抗日力量的情报，是笑里藏刀的下三滥角色。但二哥不知为什么，也许是因为跟杜公子故有的交情，不同意罗叔叔的这个决定。他说：「都是出手，与其杀他不如杀一个鬼子。」罗叔叔说：「鬼子那么多杀哪一个？」二哥说：「宪兵队哪个头目都可以。」罗叔叔说：「鬼子头目不是那么好杀的，出门汽车，下车有护卫。这是阿牛第一次行动，不要挑难的，先拣个好上手的活为好，以后可以增加信心。」二哥说：「那么让阿牛说说看，杀谁容易，我敢说阿牛一定会觉得还是去我家杀鬼子容易。」罗叔叔笑了，「你呀，我看还是想搞个人復仇。」二哥说：「不是的。」罗叔叔依然面带笑容，说：「莫非是跟杜公子的交情在起作用？」二哥说：「这怎么可能。」罗叔叔说：「确实，不能念旧情。你是最知道的，什么杜公子，他本姓李，为了攀附杜家势力才自称杜公子，今天又攀附鬼佬，这种人是最没有骨头的，有奶便是娘，最该死的，你今后在感情上一定要跟他一刀两断，视他为敌人。」二哥说：「这我知道，我心里早跟他绝交了。知人知面不知心，他妈的，我真是瞎了眼，跟他交了朋友。」罗叔叔说：「嗯，你怎么冒粗口了，你现在是大老闆，要学着点文明礼貌。」二哥打了自己一个嘴巴，认真地从身上摸出一根缠了红丝线的牛皮筋，套在手腕上，说：「我晚上回去罚跪半个小时。」
这根牛皮筋是我给他准备的。我还给他准备了一个心字形胸佩，里面夹着父母亲的头像。为了改掉他的坏脾气和鲁莽粗暴的行事作风，我跟二哥约定，只要他犯一次错，比如说粗话、衝动发气、违反组织纪律等，他就在手腕上戴一根牛皮筋告诫自己，晚上回家要打开胸佩，对着父母亲的照片罚跪。二哥后来真的变了一个人，就是从这么一点一滴做起，重新做人的。
二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