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还不是根本的。如果仅仅是这样，那我们只要看两遍或三遍就解决问题了。问题是博尔赫斯的叙述还藏着更复杂、神秘的技巧，他叙述希望达到的效果，不是正常的设法让读者接近故事，而是远离。准确地说是：接近了又远离。他总是这样迷惑读者，先设法苦口婆心地给你製造一个东西，当这个东西造得无可挑剔、令你笃信无疑时，他突然又对你说：哎哟，这个东西原来不是这样的，我可能把它弄错了。我们不可能从他的叙述中抓住什么，抓住了什么，就要放掉什么，结果最后我们手上依然是空空的。这样，当他下回再向你转达同一东西时，你不会觉得他在重复，只会觉得更来劲，感觉像又摸到了上次从你手上滑掉的「那条鱼」。你以为这下一定会把它捉住，结果它又跑了，甚至跑得更远。
也有些东西是不会跑的，它们就在你眼前，但你还是无法抓住，因为它们随时都可能转身离去，或者永远亮在「玻璃的另一边」。这又是博尔赫斯叙述的奇妙，他从来不通过把什么推到很远让你抓不到（这就成神话或者童话了），相反，他常常把什么都推到你的眼前，看上去一切都活蹦乱跳的，似乎伸手可及，却又永远抓不着。在这种事实面前，我们把他小说说成魔幻也好，迷宫也罢，甚至说成游戏，都是可以理解的。难以理解的是，他的这一切不知从何而来，又不知从何而去。
坦率说，在这世上能让我感到光荣和幸福的事情并不多，我甚至没感到生活在爱情或金钱中是光荣幸福的。但沉醉在博氏书籍中，我确实感到了光荣和幸福。十多年来，他飘洋过海伸出的手越来越亲切又深刻地触摸着我，温暖着我，给了我各种各样的愿望和力量，使我的生命获得了某种伸展和灵敏。我就像棵不错的树，在对博氏作品不倦的阅读和想像中长出了枝枝桠桠，长出了粗根龙鬚。有时候，我觉得他的书籍很像一位饱经风霜因而变得温和善良又智多识广的长者，与其在一起远比跟一个惊惊乍乍的女人在一起更真实、更快乐，也更占有眼前的世界，和内心的自己。
希腊诗人埃利蒂斯说，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英雄。我曾经推崇卡夫卡为我心中的英雄，但现在我心中还有一个英雄，他就是博尔赫斯。这位失了明却依然长年蛰居在图书馆里的文学大师，儘管和满腹哀怨的卡夫卡有着截然不同的创作风格和热情，可我感到他们是一种高度的对垒，是一种东西的正反面，就像国王和狮子、蛇和阴险的女人：他们在我心中具有相等的形象、相等的质量。
2000年8月19日完稿八大时间1.1964年1月5日
这是我最伟大的一天，没有这一天，也就没有了我。这一天，是我的生日。
生和死是一个人最大的事，但没有一个人会对自己的生死留下记忆。生是一次啼哭，死是一次闭眼。生的啼哭唤醒的是别人的记忆，死的闭眼关闭的是自己的记忆。生于何时，死于何刻；生的情景，死的情状，这些记忆都储存在他人的记忆中。所以，谈自己的出生，无异于做小说，你说得头头是道，闻者都信以为真，但其实不过是人云亦云而已。
时间是放在空间里的（反之亦然），赋予我成其为人的这个时间：1964年1月5日，我的降生之日，是放在距离杭州41公里的一个古老的大村庄里的，村庄名字叫蒋家门口，行政上隶属富阳县（1994年撤县改市）。富阳是个默默无闻的地名，但其下有两张赫赫有名的面孔：一是富春江，二是郁达夫。富春江因黄公望留下的传世名画《富春山居图》而名震遐迩（现今一半在大陆，一半在台湾），郁达夫是现代文学史上的大家名士。我的家，蒋家门口是富阳的第一大村庄。这是一个殷实而富丽的村庄，它的古老，它的富丽，它的人丁兴旺（现有4000多人），都使它显得不像一个村庄，而像一个古镇。在我出生前一个世纪，这里就有了翻造上海滩上的三层楼房，宽敞的迴廊，红色的琉璃瓦，明亮的玻璃，高大的檀木台门（3米高、2米宽），龙飞凤舞的飞檐立柱，宽阔方正的天井，至今都令人嘆为观止。80年前，我爷爷的父亲卖掉了40亩竹山，带着两个儿子——我爷爷和小爷爷——开始模造这栋来自上海滩上的三层楼，虽然是缩小版的——只有两层半，规模也小得多，但依然给我们家带来了经久的美誉。小时候，我经常看到有外乡人来我们家参观，指着我熟视无睹的种种雕像、石刻评头论足，流连往返。20年前，作家李杭育在我一个远房叔叔的引导下也去看过，至今记忆犹新，见了我夸奖不已。
能够出生在这样一栋堂皇气派的房子里，应该是我的荣幸，但我的父亲却不这么看。小时候，父亲经常对我说，我们必须离开这座房子，否则我们家难有翻身之日。这么说是有深刻的原因的，原因就在我们家前面的一栋楼。这也是一栋三层楼，但似乎没有那么考究，没有那么多纯属审美的铺张浪费。那是一栋结构比较简单、实用的三层楼，长长的一排，有点像现在的单位宿舍楼，外墙粉刷成红色，到了我小的时候它还是红的。我们家和他们家中间只有一条不到两米宽的弄堂，也就是说，它的「屁股」对着我们家大门。父亲告诉我，我们祖上和这家人的祖上是死对头，他们之所以将房子造得这么高，这么摆放（屁股对着我们家大门），而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