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说这都是国民党政府的军队？”
“是的，他们是汤恩伯将军的十三集团军和王均将军的第三集团军。夏斗寅、梁冠英、孙殿才将军也有责任。”
徐海东谈到另外一个县，湖北少的黄冈县，红军在一九三三年七月从王均将军手中收復：“在句容集镇上，原来一条街上苏维埃合作社生意兴隆、人民安居乐业，现在成了一片废墟，只有几个老人没死。他们领我们到一条山沟里，只见有十七具年轻妇女的尸体，赤条条地在阳光中躺在那里。他们是在遭到强姦后被杀死的。白军显然是很匆忙；他们只有时间剥下一个姑娘的一条裤腿。那天我们开了一个大会，全军在那里举行了一次追悼大会，我们大家都哭了。
“不久之后，在麻城，我们到了我们以前的一个运动场。在一个埋得很浅的坟地里，我们找到了十二个被杀的同志的尸体。他们身上的皮给剥掉了，眼珠被挖了出来，耳朵鼻子都给割掉。看到这个惨象，我们都气得哭了出来。
“同一个月，也在黄冈，我们的红二十五军到了欧公集。这本来是个兴旺的地方，现在却荒无人烟。我们在镇外走，看到一个农民的茅屋在冒烟，那是在山边上，我们就有几个人爬了上去但是发现里面只有一个老人，他显然已经疯了。我们再走到山下，终于看到了长长的一堆男女尸体。一共有四百多个，他们显然是刚被杀不久。有些地方血有几寸厚。有些妇女尸体旁边还有紧紧抱着她们的孩子。许多尸体都是摞在一起的。
“我突然看到一具尸体还在动，过去一看，是个还活着的男人。后来我们发现有好几个还活着，一共有十多个。我们把他们抬了回来，包扎了他们的伤口，他们把发生的事情告诉了我们，这些人是从镇上逃出来躲到山沟里来的，在空地里露宿。后来白军军官带部队来，在山边上架起机关枪，对下面的人开火。他们开了几小时的枪，以为都打死了，便看也不下来看一眼又开走了。”
徐海东说，第二天他带全军到山沟里，给他们看看死难者的人，其中有些战士认出他们认识的农民，这些男女有的曾经给他们找过住的地方，卖过瓜给他们，或者在合作社作过交易。他们看了极其难受。徐海东说，这次经历加强了他的部队的士气，使他们决心要死战到底，在这最后一次大围剿剩下的十二个月当中，二十五军没有一个人开过小差。
“到第五次围剿结束时，”他继续说，“几乎家家户户都有死人。我们曾经进了一个村子，看上去似乎是空无一人，我们到烧毁的房子里一看，就会在门口、地上、炕上发现尸体，或者藏在什么地方。许多村里连狗都逃走了。在那些日子里，我们不需要情报员注意敌人动向。我们可以根据烧掉的村镇在天空里飘起来的烟，很容易地跟随他们。”
我从徐海东和别人那里所听到的事情，这不过是其中很小很小的部分。这些人在那可怕的一年中战斗过来，最后终于西撤，不是因为他们的军队，而是因为他们的人力“基地”被破坏了，青年人的尸积如山，血流成河，整个地方失去了活力。后来我又同许多鄂豫皖来的战士谈了话，他们告诉我的故事比这还惨。他们不愿再谈他们看到的惨景；他们只有在我追问的时候才说，很显然，他们的经历在他们的思想深处永远地留下了一生之中不可磨灭的阶级仇恨。
我们不免又要问，这是不是说共产党自己是清白的，没有干下什么暴行或阶级报復的事？我想不是。不错，在我同他们在一起的四个月中，我进行了不受限制的调查，就我由此所了解的情况而言，他们只杀了两个老百姓 （见下文有解释）。我也没有看到过有一个村庄或市镇被他们焚毁，或者从我问到的许多农民那里听说红军喜欢纵火。但是我个人的经验从开始到结束只限于在西北同他们在一起的几个月，在其他地方可能干过什么“烧杀”的事，我可无法证实也无法否认。同时这些年来在国民党和外国报纸上发表的反共宣传，百分之九十纯属胡说八道，如果对此不加怀疑，那就不免过于天真了，因为至少其中大部分是未经可靠证实的。
确切地说，上面提到的那两个倒霉的“反革命分子”，其中之一併不是共产党杀的，而是宁夏的一些回民，他们恨死收税的。关于他怎么会不得好死，以后再说，这里先来看看，这些回民是怎样治理的，也许由此可以明白为什么要处决他的经济学上的原因了。
三
四大马（上）
我们可以说，青海、宁夏和甘肃北部就是斯惠夫特①那部幻想小说的雏型，那个霍亨亨姆②的国土，因为这些省份就是作为中国名闻遐迩的四大马的封疆来统治的。在上述这个地区里，权力由一家姓马的回民将领家庭分享——马鸿逵、马鸿宾、马步芳、马步青，或者应该说是在共产党开始把“霍亨亨姆”挤出他们大块领域之前曾由他们分享。
马鸿逵是宁夏省省主席，他的堂兄弟马鸿宾原来是该省省主席，现在割据甘肃北部一块地盘不稳的地方。他们同马步芳是远亲，后者是着名回族领袖马克勤的儿子，有妻妾多人。马步芳承继了他父亲的衣钵，一九三七年南京任命他为该省绥靖公署主任，他的兄弟马步青则占青海，此外还统治着夹在宁夏和青海之间的甘肃西部的一个狭长地带。十年来，这个边远之地就由马家象一个中世纪的苏丹国一样统治着，从他们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