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边将与「外夷」的交往，防禁更严。永乐四年八月庚子，「以辽东镇守保定侯孟善所为非法，降敕切责之曰：『将之御寇，犹犬之防盗，犬与盗狎，将何用焉，况復坏朝廷之法！姑贷尔罪。如不改过，悔将无及』」 。永乐八年十二月甲寅，「敕甘肃总兵官西宁侯宋琥曰：『尔前奏曲先卫头目有久居沙州令至甘肃者，既至，则当即送朝廷，乃留之不遣何也？礼，臣子无外交。虽为边将，非为警急及受命权宜行事，宜谨守常法，不宜轻易遣人出境……昔中山王守北京十余年，未尝轻遣一人出塞外。当时边圉无事。中山王亦享富贵令名无穷。尔能遵朕训，则边境可安，尔之富贵永远矣』」 。
朝廷常常命令边将派人出境巡逻侦察。比如永乐二年正月辛亥，「命宣府备御武城侯王聪、同安侯火真率骑兵五千人，马千五百匹巡逻迤北」 。永乐三年二月甲申，「敕武城侯王聪、同安侯火真率骑兵三千人哨■迤北」 。同年六月庚辰，「遣中官山寿等率骑兵由枪桿岭出云州北行，与武城侯王聪等会兵觇虏兵。各赍一月粮，每三十里置马五匹，以备驰报」 。永乐四年六月戊辰，「敕宁夏总兵官左都督何福曰：『漠北归人郭大都等至京言，虏俟冬欲南来圆山孳牧，尔宜严固边防。待九月尽，令郭大都为乡导，遣精骑出塞觇之』」 。
沿边驻军，除保护边内人民正常耕作生活外，本身还负担着屯田的任务。足食足兵，是中国传统的军事思想。明朝尚未建国时，朱元璋就重视屯田。后来，朱元璋曾对冯胜、傅友德说：「屯田守边，今之良法。与其养兵以困民，孰若使民力耕而自卫」永乐时期，屯田有了新的发展。永乐三年朱棣敕谕说：
朕即位之初，便思量安养的道理，只要使平民丰衣足食，共享大平，常想着太祖高皇帝时，都着他耕种自食，又积赞起余粮防备水旱。百姓免得转输，军士并无饥窘，这个办法甚是两便……因此上着恁每官军，依着定的分数下屯，专委官管领，定立赏罚则例，年终赴京比较。每一都司拨旗军十一名种样田，只是教恁每勤耕力种，攒下粮食，官府起盖仓廪替恁收藏起来。
朱棣称此为「且耕且战」。永乐四年二月丁亥，「敕山西等都指挥司：『方春时和，边民皆务耕种，虏或乘时侵掠，民不得尽力畎亩，宜严兵以备。寇至则捕击，无事则归屯，慎守疆场，训练士卒，且耕且战，尔其慎之！」永乐九年三月乙酉，「镇守大同江阴侯吴高言：『山西行都司属卫军士，今或全卫，或什之七八屯种，故操练者少。请留其半操练，以备不虞。』上谕兵部臣曰：『守备固不可单弱。若兵食不足，亦难兴守。宜视其地险夷，制多寡之数。阳和留什之四，天城、朔州留什之三，蔚州留什之二，余悉令屯种。且耕且守，以为定製』」 。屯田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军粮供给，减轻了军民■运的负担。关于永乐时期的屯田，王毓铨先生在《明代的军屯》中有很深入的研究，本文就不需赘言了。
杨荣诗句：「关塞有兵严号令，屯营无事乐耕耘」 ，「猛士防边严警柝，行人驻马听泉声」 。正是永乐时期边关情况的真实写照。
2．内徒边民，烧荒防秋
内迁边境蒙汉居民，是明初防止北元以及后来鞑靼、瓦剌侵扰的重要措施。洪武初，明军北上，长城内外蒙汉居民大批降附。其时故元政权退居塞外，时窥中原，如何处置边境降民，关係到明政权的巩固。洪武四年，中书右丞相魏国公徐达奏：「山后顺宁等州之民，密迩虏境，虽已招集来归，未见安土乐生。恐其久而离散，已令都指挥使潘敬、左传、高显徙顺宁、宜兴州沿边之民，皆入北平州县屯戍，仍以其旧部将校抚绥安辑之。」明人尹耕说：「元主虽奔，遗孽数出没，且斥堠未立，保聚为难」，因而「部徙吏民于内郡」 。明军初定天下，无力控制边外之民，又要防止其为北元所乘，徙民亦是不得已之举。从洪武四年起，陆续将边地居民大量迁往内地。四年六月，「徙北京后之民」，又徙「沙漠移民」；六年八月徙朔州之民；九月徙山西弘州、蔚州、定安、武、朔、天城、白登、东腾、豆州、云内等州县民；十一月徙绥德、庆阳之民 。
起初，朱元璋主张对归附的蒙汉等人民就地安置，他说：「凡治胡虏当顺其性。胡人所居习于苦寒，今迁之内地，必驱而南，去寒凉而即炎热，失其本性反易为乱。不若顺而抚之，使其就归边地，择水草孳牧。彼得遂其生，自然安矣。」然而，「遗胡残虏遍郊原，已去而復来，既离复合」，归附者与未附者错纵居住，朱元璋很快就改变了主意，多次下令「塞外夷民，皆令迁入内地」对逆命者，用兵剿除，「勿容再聚」 ，「地方人十分要打盪得干净」 。
朱棣承认了边民内徙的现状，有鞑靼归附者也往往迁之而南。比如，永乐七年九月庚午朔，朱棣命令甘肃总兵官何福说：「鞑靼伯克帖木儿等部属至甘肃，且勿给田土，俱令来北京扈从，渐渐移之南行，散处于便宜畜牧之处。」
元人北撤和边民内徙，在长城附近造成了大片的空旷地区，长城以北更甚。同时，由于当地居民罕少，宣府、辽东、甘肃等地不设郡县，而是「遣将择兵镇之」，「捍外卫内」 ，统以卫所。所谓「旧郡邑守宰尽罢，其戍居兵卒，武吏驭之」 ，以数百万军民付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