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七年七月，朱棣以淇国公丘福为征虏大将军，率师十万征鞑靼。八月，丘福败绩胪朐河，全军覆没，《明实录》等书多以为丘福指挥失误，并说丘福辞行时，朱棣曾授以方略，丘福临阵背弃朱棣所嘱云云。这显係为朱棣开脱之辞，明军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朱棣的轻敌。朱棣在郭骥被杀以后仅一个月，便命十万之师仓卒远征，准备不足是显然的。当时海内大定，经济已经得到恢復，明军又在安南取得新胜，朱棣方在志得意满之时，又过低估计了鞑靼「残虏」的力量。他的这种情绪，很可能也传染了丘福。清初史学家谈迁说：「本雅失里之初，众心未附，降胡接踵。谓垂败之虏，尺组可缚。故淇公挥剑无前，灭此朝食。迨警尘沸天，捐十万之甲以填胪朐，犹未塞也。嗟呼，蜂虿有毒，况冒顿之余腥乎，上(朱棣)在潜邸，数出塞北，自后阴山断牧者十余年。兵有时而变，不得以前事为准也。」朱棣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对这次失败是要负责任的。
朱棣志得意满，方欲用「四夷来朝」、「天下一家」来夸耀于国人，然而遣使被杀，命将败绩，「逆命者」仍然逍遥漠北。高傲的大明皇帝无法忍受如此巨大的耻辱，绝不能让潜在的政治反对派在暗中窥笑。为了保住尊严，只有一种选择，亲征，而且必须取胜！
九、「五出漠北，三犂虏庭」
永乐八年二月，朱棣率五十万大军，深入漠北，破本雅失里于斡难河畔，本雅失里仅以七骑西逃。明军復东向击破阿鲁台于兴安岭。阿鲁台部众溃散，以其家属远遁，明军胜利了。
同年十二月癸巳，鞑靼太师阿鲁台遣平章脱忽歹等向明廷表示归诚，且贡马匹。朱棣并不以其曾经「逆命」便拒之。他命「宴劳之」，且赐彩币袭衣。施又向阿鲁台声称：「朕奉天命，为天下君，惟欲万方之人咸得其所，凡有来者，皆厚抚之，初无远近彼此之间。」只要不再「逆命」，朱棣仍然乐于接受。然而此次阿鲁台的遣使「来朝」，另有他自己的目的。他向朱棣告恕，本雅失里西走瓦剌，并带走了传国玉玺。本雅失里既然号称可汗，传国玉玺又是全蒙古统治权力的象征，本雅失里西去，使得阿鲁台再难于「挟天子以令诸侯」了。相反，瓦剌的势力则会由于本雅失里和传国玉玺得到加强，鞑靼阿鲁台所争的正是统治全蒙古的宗主权。阿鲁台企图借朱棣之手为他復仇。他甚至声称「元代子孙已绝」，否定本雅失里「元裔」的身份。其意蒙古已无合法的最高统治者了，无论本雅失里还是马哈木等，都无权号令蒙古各部，他又中伤瓦剌说：「瓦剌之人非有诚心归附，彼如诚心归附，当遂献传国之宝矣。」朱棣虽说：「朕未尝重此宝也。」但对本雅失里和瓦剌的「逆命」必然不能置之不顾，阿鲁台用各种方法向朱棣表示亲近。永乐九年六月，他又遣国公忽鲁秃来贡马，十二月遣彻里帖木儿等来贡马。朱棣自然不会亏待，他不仅厚赐来使，给予马值，而且将洪武中俘入中原的阿鲁台的同产兄阿力台及妹送归。
这时，瓦剌的首领也并非坐视鞑靼与明朝的关係向密切发展，他们同样希望借明廷之手打败自己的仇敌。永乐八年，鞑靼被明军打败，瓦剌不禁有点幸灾乐祸。他们希望明军能将鞑靼势力彻底消灭。永乐九年二月甲辰，瓦剌顺宁王马哈木等遣使马哈麻等向明廷贡方物，藉机挑拨明廷与鞑靼的关係。马哈麻说：「本雅失里阿鲁台败走，此天亡之也。然此寇桀鹜，使復得志，则为害边境。而西北诸国之使不敢南阿，愿早图之。」必欲置本雅失里阿鲁台于死地而后快。为了达到目的，瓦剌儘量向明廷表示恭顺，不断遣使入朝。朱棣自然是「来者不拒，一律给予优礼厚赐」。
但是，鞑靼被明军打败，瓦剌的势力却发展起来。永乐十年，马哈木攻杀了本雅失里，立其子答里巴为可汗，从而夺得了「正统」的名号。不过，瓦剌要称霸蒙古还必须除掉鞑靼这一障碍。永乐十年五月，瓦剌马哈木等遣其知院答海儿等随指挥观保来到明廷。他们声称「既灭本雅失里，得其传国玉玺，欲遣使进献」，但是「虑为阿鲁所要，请天兵除之」。来使还恃强向明廷提出了一些要求：「脱脱不花之子，今在中国，请还之。」瓦剌部属伯颜阿吉失里等「多效劳力，请加赏赍」。甚至宣称「瓦剌士马整肃，请军器」等等。 瓦剌同样想用传国玉玺打动朱棣的心，诱使朱棣成为其復仇的工具。虽然朱棣说过「朕未尝重此宝」，但由于玉玺毕竟是故元皇室所系，是与明廷对抗的象征，朱棣也不能有所考虑。朱棣说「此虏骄矣，狐鼠辈不足与较」，但心中的不快是显然的。永乐十一年正月丙午，瓦剌顺宁王马哈木等又遣歹都孛罗台等来明廷贡马。这次更是「表词悖慢」，「多所请索」，向明廷提出「甘肃宁夏归附鞑靼多其所亲，请给部属」等许多要求，当时，明廷派赴瓦剌的敕使舍黑撤答等都在马哈木处留而不还，朱棣对瓦剌的骄傲大为不满，「遣其使者归」，并「命中官海童等责敕条责其罪，且曰：『能悔过谢罪，待尔如初，不然，必举兵讨罪』」 。
与瓦剌相对应的是，鞑靼竭力对明廷表示恭顺。他们指出瓦剌的骄横无理实欲与明廷抗衡。永乐十一年五月庚子，阿鲁台遣撒答失里等向明廷奏报：「马哈木等弒其主，收传国玺，又擅立答里巴为主。请发兵讨之，愿率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