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绝不安于守成
中国历代帝王中，如果不是开国君主或自己也参与创业，很少能做出什么业绩。他们大多生于安乐，长于富贵，如果没有内忧外患，却也用不着雄才大略，只须守好家业，不要过分胡闹，就可以做个太平天子、守成之君了。
朱棣虽非开国之主，但也算不得守成之君。他以藩王入承大统，不仅仅靠了自己的优越血统，而且凭了自己的武装力量和军事谋略。他的经历造就了他具有开国君主的气质。历史註定，他是朱元璋事业的继承者，又是一个不安于现状的开拓者。
朱棣即位，不必事事从头做起。朱元璋已经留下了一套完整的政治制度，它仍然会在朱明皇朝的旗帜下继续运转起来。同时，朱棣是以「恢復祖宗旧制」为号召而起兵的，他指责朝中奸臣变乱成法，破坏祖制，声称自己起兵是为了「诛奸恶、保社稷、救患难、全骨肉」。因此，朱棣上台伊始便一反建文新政，以「復旧」相标榜。为了政治需要，朱棣有必要把自己用朱元璋正统继承人和祖制维护者这一假面具隐蔽起来。朱元璋的旗帜举得越高，恢復祖制的调子唱得越响，便对自己的统治越有利。但这与他不安于现状的开拓气质很难相容。他的言行动辄突破成法。这就使他陷于近似于二重人格的矛盾之中。
我们先看看朱棣的自我表白：「我皇考肇基鸿业，垂法万年，为子孙计，思虑至周。」因此「凡皇考法制更改者，悉復其旧」。他反覆说「悉遵皇考成宪，不敢一毫自用」，「遵承旧制，一不敢忽」，「人君守成法以出圣治，人臣守成法以辅治」 。永乐七年二月，朱棣采辑「圣贤之言，若执中建极之类，切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者」为一书，名为《圣学心法》。朱棣亲为之序。序言较系统地表述了他的统治思想，其一就是讲守成之君，不得更改祖制。他说：「夫创业垂统之君，经历艰难，其虑事也周，其製法也详，其立言也广大悉备，用之万世而无弊，有聪明睿哲之资，遵而行之，则大业永固而四海攸宁矣，灾害不生而五福攸萃。……盖创业实难而守成不易。……朕承皇考太祖高皇帝之洪基，仰惟肇造艰难，惕焉省惧，明昭有训，是仪是式。夫作之于前，则必有缵述于后。不有以继之，则无以承籍于悠久。」又说：「祖宗立法，所以为后世也，当敬之守之，不可以忽。」其意自己是「不愆不忘，率由旧章」的后王，是朱元璋可靠的继承人，是其所「製法」所「立言」的遵行者、维护者 ，因而也就是历代贤君圣主的后继者 。这在下文还要做详尽的分析。
我们再来看看他的行动，也不妨将其与建文新政相对照。
针对建文新政，朱棣很做了一些表面文章。他下令五府六部，凡建文中所改易的洪武政令条格，悉復旧制，下令恢復刑部旧制，刑名一依《大明律》科断，恢復各宫殿的旧名，如正身殿仍为谨身殿，端门仍为午门等，他甚至革除建文年号，将建文四年称为洪武三十五年，连永乐年间新印製的宝钞，也仍称洪武年号 。这些空洞的政令和无关痛痒的名义，尽可以復旧，但一碰到要害处，就另当别论了。
削藩是建文君臣推行的一件大事。它虽算不得多么有利于民生的德政，却与祖制大相背。朱棣既声称復旧，自然不能不涉及宗藩问题。建文四年七月至永乐元年之间，被建文帝废黜幽系的诸王一律恢復了王位。他们纷纷入京朝见朱棣。朱棣格外优礼，动辄大君赏赐 ，等等。
其实，这样做，不仅可以收尊崇祖训、笃亲亲之义的宣传之效，也可以拢络人心，巩固其地位。朱棣之靖难既联合亲王、军人组成集团，此时皇位既得，也不妨分享胜利之果。
然而，在朱棣看来问题的要害在于皇位与权力。当建文帝要打破祖宗成法而触犯他的权位时，他就打起维护祖制的旗子；而当他做了皇帝，墨守藩封成法对他就不利了。他比建文帝更清楚强大的藩王对皇帝的威胁，也更善于削除这种威胁。在笑脸下面，他悄悄开始了削弱和控制诸王的行动。建文四年(1402年)七月癸卯，朱棣命左都督袁宇往四川整肃兵备，镇抚一方，赐书岷王楩，令其「凡事可与(袁宇)计议而行」，「夫藩屏至重，贤弟宜慎出入，谨言节饮，庶诸夷有所瞻仰，而不负兄之所望」 。在冠冕堂皇的言词之下，藩王的地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皇明祖训》规定，诸王下天子一等，公卿大臣皆不得与之抗礼 。燕王等在藩国时都曾节制诸军。而朱棣竟要求岷王楩凡事与命将计议而行，其地位不是一落千丈了吗？建文四年九月戊申，朱棣对各王府官军进行了一次没有先例的赏赐。「赏分三等」，「第一等比奇功，第二、第三比头功例，第四等比次功例，不升官者加赏钞十锭，典膳仍在本职，食俸同正六品，赏准次功百户例，舍人准次功总旗例，凡五百八十七人，赏钞有差」 。《皇明祖训》规定，「凡王国有守镇兵，有护卫兵。其守镇兵有常选，指挥掌之，其护卫兵从王调遣」 。王府护卫是亲王控制的军队。朱棣通过这一赏赐，至少是扩大了皇帝对王府官军的影响，削弱了藩王的控制力。十月，朱棣令晋王济熺在其护卫内拨马步官军四千随高平王、平阳王于平阳卫府暂居，「分原给本府符验二道与之」 。这就是在变相地缩小王府护卫的编制了。至于与宁王的「中分天下之约」，更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