喝茶下棋以外，我们还有一些共同嗜好：游山玩水，逛古籍书店，到古董店看古书画瓷器。白云山的蒲涧寺，观音山的五层楼，文德路的线装书、字画、古董商店，荔枝湾的画舫，财厅前的半瓯茶室……，都是好去处。甚至为了好奇而光顾「铁板神算」。后来到了香港，也曾和我探访罗时宪学兄，请他表演「圆光术」，谈论左道旁门的玩儿，津津有味。不少人只知道钱先生讲学着书严肃的一面，却不知道他的兴趣是多姿多彩的。钱先生亦工于书法，笔力刚劲浑厚，起笔尖锐，自成一格，大字小字，一笔不苟，他治学态度谨严，写字也如此。
广州解放前，钱先生又避地香港。大约在五十年代初，与唐君毅、张丕介创办新亚书院，校舍曾经三迁，早期在炮仗街和桂林街，最后在农甫道。初期学生很少，因为语言隔阂，只有能听能讲普通话的学生才会就读，而香港却是以广东话为母语的，因此，钱先生希望我能抽空来帮忙。那时候我在培正中学教书，聘约规定不能兼职，只好作罢。
我没有听过钱先生的课。有一次，我到桂林街新亚书院探访他，他恰在上课，唐先生招呼我到会客厅閒谈等候。客厅和课室只是一墙之隔，听到那边语声琅琅，抑扬顿挫，滔滔不绝。唐先生说，他一讲就两小时，快下课了。不久他从课室走出来，拍拍长袍袖上的粉笔灰，两手空空，什么东西都没有，原来他讲课是不用讲义的。这件偶然碰见的小事却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新亚书院搬到农甫道的年代，阵容已经相当壮大，学系增加了，学生人数激增，俨然成为一所大学的文学院。当年中学毕业生越来越多，而高等学府只有香港大学，门禁森严，不容易进去，要在本地深造，只能投考新亚、崇基、联合、浸会等书院。新亚以文史科为主干，在钱先生的盛名号召之下，攻读文史的学生特别多，是理所当然的。他的新亚弟子，后来不少人也是我在罗富国师范学院和港大中文系时的学生，谈起钱先生，无不以及门为荣。
香港中文大学于一九六三年成立，包括新亚、崇基、联合三个书院，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在筹备期间，钱先生不大愿意参加，因为一入「壳中」，便事事不由自主，尤其有违发扬中国文化事业的初衷。但在这个现实社会，办学如果没有政府资助，是难以支持的。还有教授讲师们的待遇问题，一登龙门便「薪」价十倍，于是钱先生终于「俯顺群情」了。
他在中文大学似乎不很愉快，新亚书院院长的任期也不长，跟高层人员相处也不融洽，也许由于西风还在压倒东风吧。他血压偏高，一动气就急遽上升，开会之后往往要马上看医生。在这种情况下，过不了几年就干脆退休了。他退休后，我们往来又多起来，不少学府秘辛、儒林外史都为谈柄，涉及的人物多是我相识的，虽然已归道山，不说也罢。
他的寓所在沙田西林寺后面的山边，林木扶疏，幽禽时咔，加上一道长长的走廊，阑干上种了几十盆兰花，环境十分清雅。他定居台湾后还念念不忘，每次来港，总会到山下眺望一番。他原来打算在香港居留，写一部关于朱熹研究的书（书名好像是《朱子学案》，在台湾出版后曾寄给我，目前留在香港，记不清楚了），不料一九六七年「文化大革命」的狂澜波及香港，把他吓跑了！次年便搬家到台湾去。
在这里必须一提钱夫人胡美琦女士，她学识丰富，品性贤淑，对钱先生无微不至，而且集侍从、秘书、司机、庖厨工作于一身。如果没有她，真不知道钱先生怎样生活下去，特别是当他视力朦胧以后。
钱夫人和内子也相当投契，每次互访，我和钱先生天南地北一谈便两三小时，她们就閒话家常去也，很少参加我们的「座谈会」。因为钱先生的普通话「乡音无改」，内子一知半解。根本没资格做「旁听生」。某天下午，钱先生驱车（司机当然不是夫人）来访，晚饭后突然黑云密布，大雨滂沱，马路变了溪涧，回不得沙田山居，只好在我家里留宿。有这么一会儿，碰巧钱夫人和我走开了，客厅里剩下钱先生和内子谈话，钱先生说了什么内子全听不懂，没办法回应，只能唯唯诺诺作领会之状。日后回忆起来，还觉得非常滑稽、尴尬。
钱先生爱抽香烟，烟瘾之大虽然不如唐君毅先生，却也不可或缺。他在中文大学当新亚书院院长时，美国某顶级学府（记不起是耶鲁大学还是哈佛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有人别出心裁，特地定购一批古巴巨型雪茄作贺礼，包装的透明胶纸都印有英文的「钱穆博士」字样，非常名贵。但钱先生惯抽气味清淡的「555」牌纸烟，受不了那种特别而浓郁的烟味，而且过后烟味「绕樑三日」，别人也不好受。因此钱夫人就拿来转赠给我了。
话说钱先生「回归」时，台湾局势还很严峻：海峡两岸处于敌对状态，高压统治，长期戒严，经济萧条，生活困苦。但与此同时的香港更糟：街上遍布「土製菠萝」，真假炸弹，海边时见从内地漂流过来的五花大绑浮尸，暴动之声不绝于耳，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相形之下还是台湾比较安定，所以钱先生伉俪终于决计「适彼乐土」了。新居是钱夫人的哥哥（名建筑师、台中横贯公路的规划者）设计的，地址在台北市郊的外双溪，距离中央图书馆不远，钱先生赴台前曾将建筑平面图给我看，并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