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与俞琤并肩作战，又有另一段古。话说《年青人时间》早期的三位监製，在六十年代末期先后离开，于是「商台」加聘了三位监製，分别是：梁少容、梁焕钊与梁玉冰；俞琤那时是「商业二台」的皇牌女DJ，她原来的节目监製何俭航一走，其他几位新人不敢接手，于是这个责任又落到陈任头上，除了乐仕《今日这歌》外，陈任又「挂名」做俞琤节目的监製，一做就是大半年。
说做俞琤节目的「挂名」监製，真是一点不假。因为整个节目製作，她都可以一手一脚全部做妥，兼且十分出色，根本不需要任何人「监製」她，只是碍于当年「商台」的制度，陈任才「挂名」者；不过这「挂名」也有好处，俞琤的节目差不多是信心的保证，一定做得好，广告爆棚，于是年尾加薪，陈任亦「与有荣焉」，论「功」（？）行赏，实在要多谢俞琤。
在「商台」的日子，陈任还与陈韵文在「一台」主持过一个名为《流行歌曲话当年》的怀旧（英文）金曲节目，由胡沙监製。陈韵文对经典金曲素有研究，经常捧着几本大书进播音室做节目，碰巧经典金曲也是陈任的「心头好」，二个拍檔主持，敢信十分出色，韵文（在节目内）较稳重，陈任则轻鬆风趣，二个相得益彰，连监製亦不时称讚。
韵文当年脾气刚烈暴躁。一次录音，陈任迟到十五分钟，这当然是自己不对。于是抵现场，已经低头认错；不料韵文得势不饶人，继续破口大骂，历时十余分钟，陈任斯时亦年少气盛，一怒之下，拂袖而去，节目录不成，以后也不再合作。
七二年九月，「港台」中文台长周乃杨因病提早退休，由张汉彪接手，他托陈任挚友、「港台英文台」DJ郭利民（UNCLE RAY是也）来游说陈任过「港台」，终于七三年初成事，结束了陈任的「商台」生涯。
唐琼
巴金在香港发表《随想录》期间一批信件注释
前言
巴金在上海写作《随想录》的八年（一九七八—一九八六）期间，给笔者（唐琼是潘际垧的笔名）的信，共有一百多封，最后一封是一九九四年一月。这位德高望重、誉满国际的老作家后来从中选出十七封，于上海文学刊物《收穫》「作家书简」栏发表，见《收穫》（巴金主编）一九九二年第四期，但「收信人（潘际垧）的话」似无必要转载。拙文以这十七封信为主，有时也参考其他来函。我想，先就一两封信其中一部分但十分重要的内容，增加笔者所知背景资料，注释或说明，以示全貌。《纪念鲁迅先生》一文报纸发表时横遭删改，老作家盛怒之下，宣布「罢写」，这件事，不，这事件，也许可以列入香港文学史的。
其次，十七封信根据收到先后编号，再按《随想录》、《探索集》、《真话集》、《病中集》、《无题集》五卷书写作时期，分别排列，仅作一般注释。最后，将《随想录》手稿捐赠京沪三家图书馆以及《随想录》十种版本概况，略加介绍。
这八年，也是《随想录》一百五十篇文章从香港《大公报》首先发表，提前辑集为五卷本单行本，最后更有合订本分别在香港和北京问世的过程。
我想先从《随想录合订本新记》摘录作家所谈创作经过亦即心路历程，可以解答为什为先在《大公报》发表问题，这也许是读者愿意知道的。
碰巧（日本）影片在京公映，引起一些奇谈怪论，中央电视台召开了座谈会，我有意见，便写了文章。朋友潘际垧兄刚刚去香港主编《大公报》副刊《大公园》，他来信向我组稿，又托黄裳来拉搞、催稿。我看见《大公园》有几个专栏，便将谈《望乡》的文章寄去，建议为我开闢一个《随想录》专栏。际垧高兴地答应了。我最初替《望乡》讲话，只觉得理直气壮，一吐为快，并未想到我会给拴在这个专栏上一写就是八年。
他又不无愤慨地说：
绝没有想到《随想录》在《大公报》上连载不到十几篇，就有各种各类叽叽喳喳传到我的耳里。有人扬言我在香港发表文章犯了错误；朋友从北京来信说是上海要对我进行批评；还有人在某种场合宣传我坚持「不同政见」。点名批判对我已非新鲜事情，一声勒令不会再使我低头屈膝。我纵然无权无势，也不会一骂就倒，任人宰割。……
……一方面是打手们的攻击和流言蜚语的中伤，一方面又是长时期的疾病缠身，我越来越担心会完不成我的写作计划。我又害怕《大公园》主编顶不住那种无形的压力。
老人对平庸的晚辈这种爱护之情，使我汗颜不已。这里我只希望读者谨记：他在写《随想录》之前。「文革」后期，上海王洪文等人还公然将巴金称为不戴帽子的「反革命分子」哩。
我以为，巴金愿意将《随想录》在香港《大公报》副刊发表还有历史因素。三十年代初起，《文艺》副刊长期在《大公报》（天津版、上海版、香港版、桂林版、重庆版）出现，初期的《文艺》主编是杨振声（小说《玉君》作者）、沈从文、（沈推荐的）萧干，直至四十年代初的杨刚，其中有他的好友。三六年《大公报》主办文艺奖，巴金是十位评委之一。曹禺的《日出》荣获戏剧奖，小说奖是芦焚的《谷》和何其芳的散文奖《画梦录》，三人合领奖金一千元。抗日战争胜利后，《大公报》上海版除萧干等人编的《文艺》外，还有巴金老搭檔靳以编的《星期文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