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丘先生，另外一位经济及工商管理系的教师，童冠贤先生，就恐怕舒泰热闹得多了。不过他人是肃肃穆穆的，要校中好像属于德高望重那一组。他开的其中一科是「比较经济制度」，上课时照着自己的本子慢慢宣读，气定神閒，让我们笔记——大概就像十一、二年前，他一度担任国民政府立法院长时，仰承层峯之旨，面对芸芸委员，宣读议案记录的样子吧。我那时的国语程度比后来更劣，「经济」「政治」难解难分，「建构」「结构」无差无别，自觉记录得不知所谓；而下课铃一响就师生异路，问字无从。好在不久就偶然在旧书店发现两本与本科同名的书籍，里面许多段节似曾相识，于是大喜过望，继此「记有余力」，就可以旁及许多其他参考资料，什么「求利动机」、「企业精神」、「自由创意」、「计划经济」等，就赶在二十多年后大陆改革开放之际许多大学中的人唾余牙慧之前，朗朗上口了。
五师范
经济学家在某些惯于涯岸自高的「国学大师」口中虽然也是肤浅，不过，中国历代哲人所困惑不已的「才命」问题，却可以用最基本的经济学原理解释：需求与供应。你学术成绩全面的优良、办事有效率而认真、一视同仁地尊师重道……都没有用，如果操用人之权者是一个小袁世凯的话。他所悦纳的是一头吠啮、坑害别人，而只对他柔顺忠诚的狗。其实也是「用人唯才」，不过是「奴才」而已。
话说得太远了。一九六二年夏天，首次进入港大。——不是教、不是学，是参加崇基、新亚、联合三院的「统一文凭」试。取得资格后，不论是第一名优异也好，名列（请注意：不是「落」）孙山也好，远要进罗富国师范学院念所谓「特别一年制」，镀铜一年，然后可以教官、津、补初中甚至小学，月薪是港大毕业生的三分之二。学位？当然不承认；承认的是「文凭教师」，低「学位教师」一等。谁叫你不是正途出身？
另一种出身最好是立即出国。到美国。直读研究院，拿了博士回来，就不得了——如果有人提拔的话。
不懂做人的人，当然没有在关键位置的人提拔。即使四年来拿的是「奖学金」而不是「助学金」，不一定要受师范训练，只是自己家境既贫，又没人照顾母亲，于是别无出路，唯有随众投考罗师。
那时特一制的主任柳存仁博士刚移度澳洲国立大学，两年后还升了教授，当年大概四十多岁的庞德新先生，由皇仁中文科主任而筲箕渤海湾官中校长而继任柳公之职，与由培正中学而转教罗师的罗师——罗忼烈老师，相处甚好。入学试中文卷是罗先生出的。他一向主张最好考作文。八条题目，要求用八种文体，白话文言，散体骈语、诗词对联，似乎什么都考上了。罗老师是对的：这一关通不过，还算是中文系毕业生吗？
「中文作文，题目怎样出？」
众多中文系毕业生，似乎无人能答。
是照应学生心智吗？是联繫社会现实吗？是考虑文体性质吗？……
大家搔首踟蹰，没有人想轻率开口。
「小学国语教学法」的讲师、胖胖的梁太太耐心地等了一会，厚厚的近视镜片后闪着怜悯的目光——唉，智慧就是逊港大一筹——嘆一口气，惋惜地，慢慢地说：「就是把题目写在黑板。」
那时同学们来自三院和浸会、珠海，大家都有点英雄落难——或者是狗熊被困——或者是京官下放的心态。不过那时风气淳朴，我们对罗、庞二公以外的各位导师——包括上述的梁太太，都是同样尊重的。荣德渊先生讲「教学法」，黑板处理一流，几笔就一个个线条人像，帮助讲解。教「陶工」的李援华先生是话剧专家，看来有点莎翁式的洞达世情，备尝世味。讲「教具运用」的杨延庸先生，三十五年后在澳洲雪梨华埠一家大陆中文书店里蓦地重逢——就是写这篇文章的几天之前，还是同样地谦谦谨谨。
不会对太多人谦虚、也大概不会对任何人无礼的，是词曲专家罗忼烈先生。忝列门墙三十五年，要看他「慷慨激烈」从没机缘，常常感到的是温雅雍容，翩翩风度。与他同出詹安泰先生之门而自号霸儒的陈湛铨先生，横斥一世、儿抚群众，真是大异其趣，他跟钱宾四先生却又旧交甚笃。听说钱先生想他移席中大，会见时横遭某人刁难；有次罗先生自己偶然提起，也只是淡淡道来，全不动气。后来他过了港大，我正退出中大哲学研究所，想到港大念硕士，一通电话，罗老师就答应了。《清代名家骈文》的研究写成、出版，他还写了篇华彩纷披的四六序文，功力深厚，我辈是无法望其项背了。到我任职港大，同时念博士，以「魏源研究」为题，仍是请他担任「监督导师」（Supervisor）。两年后论文完成，有些指鹿为马的人乱作不负责任的批评，「近代学术」虽不在罗老师的研究兴趣范围，他还是费神替我打点，让我奋力自保呢！
罗老师以公务员退休而任教港大，港大再退休又担当澳门大学中文系顾问。近年移民加国，枫叶荻花，大半年是寒风萧瑟，恐怕温和的罗老师是相当不惯了。
罗老师与我无缘做他弟子的柳存仁教授相当交厚。老一辈的人是相当长情的。柳先生精勤积学，四海驰名，目力奇佳，可写极细之字，而待人甚为温厚，多年来对我这末学后生，屡屡奖掖，就可惜朽木难雕，辜负了长者的殷殷厚意。两次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