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局的恶化，是直接促使百姓思变、青年「左倾」的主因。同时也造成了岭大风气的改变。岭大是教会大学，校园环境优美，有如世外桃源。学生一向不大理会政治的。但到了四十年代后期，已不由你不理了。早在陈寅恪作《哀金圆》之前的两年左右，国民党的「大厦」已经有了「将倾」的迹象。表现得最明显的是军事的逆转。本是国优共劣的，渐渐转为国共相持、互有进退。踏入一九四八年，刘（伯承）邓（小平）野战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揭开共军战略进攻的序幕；陈（赓）谢（富治）兵团渡过黄河、挺进豫陕鄂边；陈（毅）粟（裕）野战军攻入豫皖苏，三路大军，互相配合，驰聘于江河淮汉之间，与国民党互争先手，逐鹿中原了。
而这个时期的金应熙，也好像开始把自己研究的重点从学术而转向政治了。他应学生的要求，举行不定期的时事报告，他是综合外国通讯社加上新华社所发的英文稿的，资料详实，分析全面，很受学生欢迎。每次都有「爆棚」之盛。
对我而言，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他有一位同窗好友，名叫容庆和，容庆和当时在香港《大公报》工作。金应熙则正在致力于「四裔学」的研究，「四裔学」是研究古代中国边疆少数民族的一门学问，要涉及死去的文字（Dead Language），人名地名都拗口得很，我一听就头痛。有一天他和我谈起容庆和，说容是他朋友之中对解放战争的进展最为关心也最为熟悉的人，各个战场的变化，双方的兵力部署、番号等等他都有研究，比当时上海一家知名杂誌（《观察》）的军事记者有过之而无不及。说后微带感喟地笑道：「我熟悉的是古代的『死去了』的东西，他熟悉的是现代的活事物，有意思多了。」更「有意思」的是，过了不到两年光景，我也入了《大公报》，和容庆和（笔名沙枫）【35】成为同事，没多久更从同事而成为好友。他听了我转述金应熙这段话，也是微喟笑道：「他怎么倒羡慕起我来了。我做的资料工作，谁都能够做。他研究的『四裔学』，却有几人能够。那才更有意思呢。」沙枫在《大公报》，是「左派」眼中的「右派」，他只是个脚踏实地的新闻从业员。
又过了四十年光景，我才知道金应熙当年何以曾有志于「四裔学」的研究，又何以感喟顿兴之故。虽然这个原因并不是从金应熙口中说出来的，却见之于他的笔底。在金应熙晚年为陈寅恪所写的评传中，谈及陈寅恪在德国留学期间的所得，「二十世纪前期的东方学者研究曾以我国周边各族历史和佛学翻译文学为其重点之一。陈寅恪求学德国时的教师也大都有这方面的专长……他回国后深入继续这方面的研究，多所着述，开设『佛教翻译文学』和『蒙古源流研究』等课程」。「我国周边各族历史」的研究，即金应熙曾有志于此的「四裔学」也。陈寅恪任教清华时，对研究生的指导包括五个方面（请恕此处不详述。有兴趣者请看金着，或李玉梅着之《陈寅恪之史学》），其中颇有与「四裔学」相关，或可以划入「四裔学」范围者，如「蒙古文、满文之书籍及碑誌与历史有关者之研究」等。金应熙盛讚：「（以上各门）都是陈寅恪在留学时研究有素而在我国当时还几乎是全新的学术领域。」「新领域」、「死东西」可以构成一副妙联，而四十年前后，对「四裔学」认识的差异，亦构成了巨大的反讽。
其实金应熙也不是不认识「四裔学」的价值，否则他不会在战火纷飞的日子还放不下。他受乃师的影响致力「四裔学」，受时势的影响放下「四裔学」，原因固明明白白，感喟亦自自然然。是诚所谓剪不断理还乱也。
研究转向的例子不只一个，另一个更显着、也对金应熙更具深远影响的是经济学。他不但自修，还上经济系的课。旁听一位刘先生开讲的「经济史」。这是经济系学生必修的课程。大学课程，除非特别标明是「中国经济史」，否则单说「经济史」的话，就一定是西方的，也差不多是等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史。刘先生和金应熙同是讲师（可能级别略高），年龄也只比金应熙大几岁。我曾问金师，为何来旁听刘先生的课，他答：「因为他对资本主义懂得比我多。」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强调「经济基础」的，把经济作为压倒一切的因素。金应熙对经济学发生浓厚兴趣，原因可能在此，特别选修刘先生的课，则可能是为了「知己知彼」。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想。但这一下可妙了，我一下子又「升级」，和金应熙做同学了。但不妙的是，这位刘先生是用英文授课的，我的英文不灵光，大约只听得懂一半，于是我这个本科学生，就非向他这个外派的「旁听生」请教不可了。这位刘先生的课也讲得真好，从亚当·斯密（Adam Smith）讲到凯恩斯（J. M. Keynes），经济学说方面也都有颇为详尽的论述。
金应熙的天资和勤奋也真令人敬佩，就以经济学来说，当我岭大毕业之前，他亦足以做我的老师了。毕业前我曾写过一篇有关南北朝庄园经济的论文，在四九年《南大经济》（经济系的学报。岭南大学一般简称「岭大」，学校则称「南大」）发表，这篇论文就是在金师指导下完成的。他自己也写了一篇《古罗马帝国经济史》，另外还用笔名写了一篇批判凯恩斯理论的文章。《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