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农发行成立之时，国务院高层领导就对农发行提了“两不”要求：不购置豪华汽车，不购置高檔写字楼，要完全从服务农业、农村经济为出发点。除此之外，另有人士提出农发行“不要设分支机构，以避免风险”。但农发行成立不久，便背离原来的初衷，一举购买约3万平方米的写字楼，也就是月坛北街甲2号的月坛大厦南楼。月坛大厦1998年竣工，农发行总行第一时间即已入住。月坛大厦已经成为农发行的代名词。
对“两不”约束的突破并未就此中止，农发行分支机构的建设也紧锣密鼓。到1997年3月末，农发行在机构设置上实行总行、分行、支行制，系统内实行垂直领导。总行设在北京，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设有35个分行，地市二级分行295个，县(县级市、区)支行1613个。全行员工接近6万人。
银行业内很多人士认为，农发行完全没必要建立这些分支机构。但实际情况却是，全国1000多家农发行县级支行，均斥巨资建办公楼。如辽宁某市农发行分行办公楼，耗资近1.2亿元。
除办公大楼外，存储并处理银行日常交易信息的大型主机，以及独有的电子安保监控设备，为另一项最重要的投入。一份资料显示，截至1999年，农发行总行、省分行、地(市)分行及县级支行的电子化网点数量约占总数的85%，共约1647个。
为此，农发行共租赁了8000多套PC台式机、PC伺服器、笔记本电脑，还为各机构租赁雷射印表机、路由器、UPS等设备。其中仅农发行总行配备的PC机就超过300台，已基本做到了人手一台。显然，为农发行提供租赁业务的公司，是这笔大买卖的受益者。
农发行高官落马的导火索，就是这些租赁业务。
在这起窝案中第一个落马的是农发行原副行长胡楚寿，他的落马缘于2002年的审计风暴。
2003年6月，审计署2002年审计报告提到：1996年至1999年，农发行总行以租赁的名义，委託某公司购买电子设备和汽车等固定资产，总金额9.2亿元，其中8.1亿元曾被挪用投入股市，进行股票买卖，所获收益去向不明，涉嫌重大经济犯罪。当时负责该租赁工作的就是胡楚寿。在侦查中，反贪部门发现该租赁案牵涉到一家大型公司，而且确认胡楚寿之子在该公司拥有股份，由此查出胡楚寿涉嫌受贿。
胡楚寿，1945年7月生，湖南汉寿县人，曾任农发行农业信贷部主任，农发行第一副行长，并分管资金计划工作。2001年，时年56岁的胡楚寿调入中央金融工委，先后出任中央金融工委驻中国工商银行、中国信达、长城资产管理公司监事会主席。
随即，检察机关介入此案。
根据北京检察机关的调查，1996年初，胡楚寿与北京美禾电子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蔡国安相识后，将儿子胡刚引荐到了美禾公司。1997年12月，蔡国安通过胡刚，得知农发行有一笔2亿元的租赁业务。在胡刚的斡旋下，胡楚寿将这笔业务交给了美禾公司，因此获得了500万元“好处费”。儘管胡楚寿认为这500万元是“烫手山芋”，他还是收下了，并让儿子胡刚用此款註册成立了北京日通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即将退休的胡楚寿就这么落马了。
很快，第一个捲入农发行腐败窝案的胡楚寿，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出庭受审。检方指控，60岁的胡楚寿涉嫌受贿600多万元。胡楚寿承认了检方指控的事实。
检方指控胡楚寿涉嫌收受共600多万元贿赂：
胡楚寿通过儿子胡刚收受美禾公司总经理蔡国安500万元贿赂。
胡楚寿收受当时尚未升任副行长职务的于大路30万元贿赂。
胡楚寿收受两家深圳企业共90万元港币的贿赂。
胡楚寿收受农发行大连分行程某贿赂10万元。
检方同时表示，胡楚寿认罪态度好，向检方坦白交代了他的犯罪行为。
2006年1月18日上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以受贿罪判处胡楚寿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法院判决后，胡楚寿没有提出上诉。
根据法院的判决，1996年至2003年间，胡楚寿利用其担任中国农发行副行长、国有重点金融机构监事会主席等职务便利，为请託人谋取利益，或利用其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单独或伙同其子胡刚多次收受他人给予的财物折合人民币635万余元。
因为农发行窝案已经牵涉到胡楚寿儿子胡刚。胡刚因该案已被北京市检察院反贪局立案侦查。
胡刚，1973年1月生，1994年7月大学毕业后进入深圳京仪投资发展公司工作，1995年5月至1997年8月在北京某公司任职。随后进入日通成科技公司任法定代表人和董事长。据工商资料显示，日通成科技公司註册资本500万元，胡刚、韩效国各持50%的股份，知情者透露，胡刚入股的250万元股金，实为蔡国安代付，而韩效国也是蔡国安的亲戚。
1998年10月，胡刚通过日通成公司介入美禾公司，持该公司10%的股份。1999年12月，日通成公司所持美禾公司10%的股权全归胡刚名下。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