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问题上翻供，否认自己与于大路共谋索贿400万元。他在法庭上说，1999年他得知财政部核准了农发行3亿元的租赁业务，便找到于大路想承揽这项业务。而美禾公司的老总蔡国安找到了农发行副行长胡楚寿。黄俊杰说，美禾公司正面临上市，需要积累业绩，所以蔡国安拿出一半利润，作为竞争对手退出的补偿。根据于大路和蔡国安的口供，检方指出黄俊杰教唆于大路，凭藉职务便利向美禾公司索要400万元。根据于大路的交代，当时胡楚寿已决定让美禾公司全揽业务，黄俊杰看着眼红，便让他和蔡国安谈判。于大路深知，凭藉自己的权力，可以让蔡国安让出一半业务或一半利润。蔡国安也清楚“如果不分钱出来，是不可能顺利签约的”，所以蔡国安最终决定牺牲一些利益。检方指出，黄俊杰利用亲属刘某，找来盖有恆明达公司公章的纸张等，让刘某与美禾公司签订委託维修服务合同。蔡国安交代，合同是虚签的，“只是为了给400万元一个合法的名头”。检方称，蔡国安按照农发行的付款进程，分期将400万元全部付清，而恆明达公司没有提供过任何维修服务，这是“合法外衣下的索贿”。“恆明达公司是我买的，和亚捷公司没什么不同。”黄俊杰在法庭上狡辩说，亚捷公司至今还在为美禾公司提供维修服务，并出具维修服务记录单证明。对此，检方指出，记录单是亚捷公司的单方面记录，且维修时间全在美禾公司付款之后，“不符合商业常理”。无可奈何之下，黄俊杰辩称，他并非国家工作人员，也没有与国家工作人员于大路合谋，根本就不构成受贿罪。他一口咬定400万元是蔡国安给他的合理补偿。检方指出，根据于大路的口供，当初是黄俊杰提议他去与蔡国安谈的，由于黄俊杰答应分给于大路所得钱财的三分之一，他才去做了说客。检方说，审计署查帐时，于大路曾让黄俊杰退钱，说明于大路很清楚这400万元的性质，黄俊杰是因“过于自信”，认为合同签得天衣无缝才没有退钱。黄俊杰是索贿的提出者，他教唆于大路，凭藉特殊身份和职权索贿，并伪造收款指令接受赃款，属于主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