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在辽南已经放弃了在金州城外屯种的田地，而是集重兵于铁工城，护卫那里的矿场，要是建奴大军前来，就退回城内，至于小股敌军，却不加理会，让建奴无机可乘。
辽南现在有四个常备营，金州营、復州营、铁工营，以及锋锐营，其中铁工营、復州营驻守铁工城，金州营守金州，锋锐营则驻扎在铁工城与金州城之间的石河驿。
以四个营的兵力驻守两城，并且随时可以动员更多数量的守备军，依託两座城堡完备的防守工事，除非建奴全军而来，并且不计代价地拼命攻击，不然李彦敢于自夸固若金汤。
辽南的防线是依託地是坚固地城堡、特殊地形以及海上优势，与辽南的相对平静不同，东江战区地形势一直比较紧张。
虽然河面开化以后，水营的舰队可以封锁鸭绿江地江面，但最多也只能控制义州附近江面，而在鸭绿江的上游，朔州一带，水营就很难控制，而且那里江面更窄，不便船舰展开，反而容易遭到岸上地攻击。\\*\\\
东江之战以后，建奴不但在凤凰城驻扎了重兵，而且一直在宽甸、建州卫那边动员兵力，随时可能从朔州以北的地方进入朝鲜。
东江战区对于建奴可能从北方发起的进攻并非十分在意，一则朝鲜北部群山连绵，人烟稀少，建奴攻取那个地区，并没有任何好处，至于战略价值当然有，但得不偿失。
此外这里毕竟是朝鲜，东江战区对于非核心地域完全可以不顾及一城一地的得失，建奴要从北方进入义州、安州一线，东江战区可以有充足的警戒时间与空间。
对于东江战区来说，最值得关注的依然是义州、朔州一线，特别是朔州，防守相对薄弱，建奴很可能从宽甸越江而入。
东江战区参谋本部计划以一个营前出朔州，警戒宽甸方向，镇江营营官毛文龙自请戍守，虽然骆养性更属意刘文炳，不过灭虏营的骑兵留在义州还有更多用处，加上不能让毛文龙觉得受到復辽系的排挤，最后就决定由毛文龙与镇江营驻守朔州一带，首要任务是警戒，然后择地戍守，并儘量避免与建奴硬碰硬，而要依託河湖、山岭，打运动战。\/*/\
以步兵与骑兵打运动战，这在传统中是不可能的事情，但在不利于骑兵行动的河湖、山地中，步兵反而更有优势，但作战的难度也可想而知。
东江战区在朔州、义州，直到江口大营，一字排开五个营，主力集中在义州附近，江面上有水营的舰队巡视，首先立足于拒敌，其次再伺机出击，这种战策始终是明军的主流思维，但执行力度与军队素质，决定了效果的不同。
东江战区常备兵力包括五个营，復辽军最精锐的灭虏、破虏、选锋三营全部部署在东江，此外还有较早组建的东江营，只有镇江营组建最晚，但其骨干也都是经历过战事的老兵，东江之战以后，东江军无疑已经成为復辽军中的精锐。
辽南总兵官王国兴在东江之战后，即重新返回辽南，从朝廷授予的职官来说，王国兴与骆养性一为辽南总兵、平辽前将军，一为东江总兵、平辽右将军，属于平级。
朝廷此举，等若是分了王国兴的兵权，这也符合朝廷的治兵用将策略，不过在朝廷看来，东江镇属于新建，并没有从辽南镇分兵充实东江的策略，也就谈不上分权。
但在復辽军系统内部，充实东江是既定策略，又势必造成辽南直接控制的兵力减少，特别是战力悬殊，军队的统属关係必须重新进行调整。
在整个辽南，军政体系与明朝在地方的体系已经完全不同，这完全是因为辽南作为新开闢出来的战区，位于敌后，情况特殊，这才给了李彦打破常规，构建一套全新体系的可能。
作为一方巡抚，不管是在朝廷的体系，还是辽南的体系中，李彦毫无疑问都是地位最高的决策者。
但是辽南有一个特殊的军政联席议事会，重大决策通常都会经由这个议事会讨论决定，议事会也被简称联席会议、议事会，或者直接叫做议会。
议事会作为最高决策机构，下属两大执行机构，一是军议院，一是政议院，李彦在两院都是院长，军议院下设情报部、参谋部、总兵署，以及比较特殊的存在兵战俱乐部。
总兵署本来主管军队的训练以及作战，王国兴是唯一的总兵，为了理顺辽南、东江之间的关係，联席会议决定改总兵署为督军府，李彦为总督，王国兴为副总督，这样一来，在復辽军的体系中，王国兴的地位还是要高于骆养性。
督军府统领各军，下辖东江、辽南两镇，东江镇以骆养性为总兵，辽南镇总兵朝廷任命的是王国兴，副总兵郭振明，而在东江体系中，郭振明就实际负责辽南镇军务，同时兼復州营参将营官，王国兴依然统领两镇军务。
为了将两镇纳入统一的体系，议会决定启用“辽海地区”这一名称，并以辽海军政联席议事会统一管理。
东江之战后，辽海地区迅速恢復生产秩序，同时东江与辽南两镇面临的压力也明显增大，虽然面对的局势更加危险与紧迫，但也说明復辽军出兵辽东的战略目的顺利达成，成功牵制了建奴主力，甚至成为建奴的主攻方向。
然而，辽海战区的存在，始终要依託辽西主战场，然而有关辽西战守之策，在孙承宗迴转京城以后，依然迟迟难以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