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晚，邹燕写了一张醒目的大字报贴在礼堂大门正中处。标题是：“警惕反革命分子范子愚玩弄自杀阴谋”；下面的内容便是他回家刮鬍子的一系列反常表现。那位以“大老粗”为荣的最革命的排长最先看到这张大字报，不屑地用鼻子哼了一下说：“自杀？知识分子就爱犯这些毛病。自杀了活该，自绝于人民。”
过了几天，自杀事件并没有发生，人们也就不特别注意了。就在这时，范子愚采取了行动。上次回家刮鬍子的时候，他趁人不防将一块刀片装进衣兜里了，拿回囚房以后，又转移藏到《毛主席语录》的塑料封面夹层里。这天天将亮的时候，他趁两个看守人坐在走廊上聊天，门又正好关着的好时机，偷偷从床上爬起来，将被子伪装成仍像有人睡着的样子；拿出刀片来，将纱窗一格的左、下、右三方划开，从窗格里钻了出去。
他决定，是死是活就在此一举了。首先去找江醉章，想用叛徒一案威胁讨好双管齐下，看能不能有点效果，使他出面周旋，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如若不成便再不回来了，投河、卧轨、悬樑，自杀的方法有的是。连绝命书都已写好装在身上准备着。他跑到高干招待所，正好有人开门，因不认识范子愚，只听他说有急事要找江主任，便放他进去了。
江主任听见有人这么早来敲他的门，满不高兴，磨了半天才穿好衣服，趿拉趿拉走出来。把门一拉，他大吃一惊，心里咒骂道：“这具死尸怎么跑来了？”
范子愚还像过去一样，行了礼，不等允许便挤进门来坐在沙发上。
“你怎么到这里来了？”江主任脸色不悦地问。
“我要找主任谈谈。”
“你们文工团不是正在搞运动吗？擅自偷跑出来，这不对呀！”
“没有办法，我多次提出要见江主任，他们都不肯，只好这样做了。”
“他们知道你到这里来了吗？”
“当然不知道。”
“要告诉他们一下，免得人家着急呀！”江醉章说着，顺手拿起了电话。
范子愚机敏地走过去按住电话机说：
“主任，等一下，我要说的话不长，但不能有外人干扰，您听我说完了再打电话吧！”
江醉章只得将电话放下。
“你要说什么？”他问。
“汇报一件小事。”
“什么事？”
“我在北京遇见一件怪事。”
江醉章暗暗吃惊，知道他要讲叛徒的事了，全力以赴做好应付的准备。
“我在北京一所大学里住了两天，”范子愚密切注视着江醉章的表情说，“看到一个叛徒的交代材料，里面提到您的名字。”
“讲什么？”
“说同他一起写悔过书的一共是三个人，其中一个就叫江醉章。”
“胡说！”江醉章暴跳起来，“我根本不认识什么北京哪个大学里的人，我历史上从来没有被捕过。”
“那上面说，被捕的地方是在上海，当时是为了搞学生运动。本来抓了五个人，只有三个人写了悔过书，这三个人目前都活着。”范子愚不慌不忙地说。
“同名同姓的多得很，谁知那个江醉章是谁。”儘管他气壮如牛，而语气总是硬不起来，“你可不要乱讲，扰乱了阵线你要负责的，这关係到严肃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
“就是啊！”范子愚转变口气说，“我当时就想，这个叛徒江醉章肯定不是我们的江主任。但是，为了把这个情况告诉您，免得将来一旦误会到您头上来了，您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我所以把有关的部分抄了回来。”
“拿给我看看。”
“您听我说呀，”范子愚胸有成竹地接连说下去，“我从北京回来以后，非常谨慎，守口如瓶，对任何人都不露一字。早就想把那个东西交给您看看，但没有机会单独见到您的面。有时在路上遇见了，我那个东西又不在身上；而且，路上也不便谈这些事。跟您约过两回，您总说工作很忙，没有时间，所以一直搁下了。前一段，我预感到文工团要整风了，我是头头，有可能挨整，并且可能要抄家。为了不让那个东西落到别人手里去，引来不必要的麻烦，我偷偷把它背下来记在心里，抄来的材料一把火烧了。”
“是烧了吗？”
“烧了。”
“那就算了，不要再提起它，完全是同名同姓的误会。”
“我知道，决不会胡说八道的。”
“你要跟我讲的就这个事吗？”江醉章看看表。
“还有。”
“快讲吧！他们会到处找你的。”
“我说。”范子愚稍微思考了一下，“主任，现在他们给我加的罪名您知道吗？”
“我不了解，他们没有向我汇报。”
“简单地说是这样：一条是所谓书写反动标语，那是牵强附会扯到一起的；另一条是有一个人揭发我，说我议论过江青同志的私生活。这一条完全是假的，我根本不知道江青同志的个人历史，连半个字都没有听说过。那个揭发的同志肯定是记错了人。主任，我现在背着冤枉，有话不许我说，我是不甘心的呀！我想请主任跟联合宣传队说说，让他们实事求是一点，您看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