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接收和改编周佛海系统伪军的工作，由戴笠交给李崇诗、尚望和原汪伪税警总团副总团长徐肇明负责。经戴笠请示蒋介石同意，周佛海的上海市行动总指挥所属的伪军部队（其中主要是伪税警总团）全部交给戴笠点验接收，然后与军统局接收改编的任援道的汪伪第一方面军所属伪军部队、军统掌握的忠义救国军、别动军及中美所控制的武装特务一起，改编为“交通警察总队”，总队长全部由军统特务担任，总队之上，设立“交通警察总局”，先后编成的交警总队达18 个，教导总队4 个。并且都是清一色的美械装备，就人数、武器、装备而言，是忠救军完全不可比拟的。这在戴笠的考虑，是在掌握武装实力方面前进了一大步，而蒋介石考虑，则是逐步将这部分武装脱离戴笠控制，最后归入交通部或警察总署的前奏。
在接收改编伪军方面，戴笠最高兴的是蒋介石同意美国海军方面的要求，由军统局配合美军对日本在沪海军和汪伪上海海军基地进行接收。戴笠认为这是蒋介石同意由他出任中国海军总司令的暗示。难怪戴笠到达上海后第一次见到唐生明时，兴奋得把唐生明抱起来，告诉他美国海军已决定支持他出任海军总司令，并请唐担任参谋长，还用得意的口吻说：“你一直不肯当我的部下，这么一来，你可不能不当我的部下了！”戴笠知道唐生明是个花花公子，不善治军，却认为他交际广、朋友多，并且由唐占住这个位子，使蒋不能安排其他人进来，便于戴随心所欲，一手遮天。戴笠在美军的支持下，先后派人接收了日海军大场海军司令部、市内日本海军警备队、舰队司令部仓库、江湾海军俱乐部等所有在上海的日海军与汪伪海军的全部设施、装备、房屋及财产等物，并指示军统特务赵志禧先占领这些地方办起了上海特警班，以防国民党海军部派人来抢。戴笠趁机还把汪伪海军的一批“人材”
搜罗储备起来，以便将来帮他组建海军出力。因此，在偌大的汪伪海军里，后来被逮捕作为汉奸处理的仅有3 个人。一是汪伪海军部长凌霄，在南京被戴笠下令关押，但审来审去不了了之；二是汪伪海军部次长、中央海军校长姜西园，据说因抗战前反对蒋介石，被戴笠以“通谋敌国”罪诱捕，后枪决；三是海军中将周光祖，因胜利后大肆劫收，与军统发生衝突，被戴下令逮捕，后枪决。除以上3 人外，其余的汪伪海军将领，均摇身一变，成为先遣人员而加以保留委用。
关于日本宪兵队特工装备、武器、房屋等设施以及汪伪76 号机构及一应财产，由戴笠指令毛森主持接收。因毛森在抗战期间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后，曾为日宪兵工作过一段时间，敌对日军和汪伪特工方面的情况很熟悉，接收过程很顺利。
军统所谓协助政府进行清查和接收逆产的工作是由邓葆光为主负责的。
当时，戴笠帮助邓葆光争取到了3 个重要职务，一是行政院敌产处理审议委员会的七人委员之一；二是行政院敌产管理局逆产组组长；三是上海市敌产清理委员会秘书长。这3 个职务使邓葆光顿成当时最有权势的关键人物，对汉奸逆产更有予夺大权，一时成了各方巴结奉迎的“财神爷”，以至郑介民、唐纵、毛人凤等军统巨头也都不惜降低身份，今天一个电话要房子，明天1 个电话要轿车，至于军统局内内外外每日里登门有所企图的人，更是络绎不绝于途。
邓葆光到上海后，帮军统接收了大批敌伪财产，仅接收的工厂达40 多家，房产10000 多幢。其中日本的“寿公司”是日本最大的木材公司，以后由戴笠交给建筑商陆根泉，作为由陆承包在南京兴建局本部办公大楼的交换条件，大楼可容纳数千人办公，既雄伟又豪华。但据内情人说，1 个寿公司可造数十座军统局本部大楼，足见其油水之丰。
9 月14 日，邓葆光按戴笠指示，协助国民党财政部查封了周佛海控制的汪伪中央储备银行，接得大量黄金、白银和美金等。而周佛海另有数百根大条黄金，私下里交给戴笠本人锁进了保险箱。更有军统抢收的290 根大条黄金，后来居然报行政院批准，作为军统特务发奖金报销。这段时间，除邓葆光外，军统特务毛森、刘方雄（军统上海站站长）、程克祥等人，也都利用捷足先登的有利条件，大肆接收，成为军统重要的接收集团。有一个军统特务强占房产就达20 多幢。戴笠一次在杜美路70 号召集军统特务开会，出席会议500 余人，特务们仅自带的进口派克、别克、雪佛来等各式豪华轿车就停满了附近的4 条马路，连戴笠闻此也大吃一惊。军统局是战后名副其实的最大的“劫收”集团。利用这次大接收的成果，邓葆光经戴笠批准，创办了一个东方经济研究所，搜集的各种图书有50 万册之多，其“东方” 家族拥有银行、电台、报纸、通讯社、商行、图书馆、印刷厂、书店、运输行、米店、金号、证券号等机构，完全是一座庞大的托拉斯垄断财团。
除了军统及国民党各派势力在上海利用接收机会大发横财外，另一个能在上海滩大发接收财的要算是杜月笙了。杜月笙在抗战期间从上海到香港，又从香港到重庆，算是没有落水当汉奸，自认为在拥蒋和抗战方面是有大功的，希望蒋能给一个上海市长的职务，满足一下他的官欲。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