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小伙子做了个好梦呢，”——他听到有人在自己脑袋上方讲了一句德国话。
旋风睁开了眼。只见三个盖世太保分子站在他跟前。还有几个德国士兵站得稍远点，其中一个双手抱着他的黄色皮包。
“你是什么人？”这天中午旋风被带到克拉科夫秘密警察局后，一个穿便衣的人问他。
窗子上拦着沉重的、编得很漂亮的铁栅。窗户玻璃擦得光瓦亮。窗外阳光灿烂、静悄悄的，就象昨天在树林中一样。
旋风懂德语，知道问的是什么，但是没有回答，只是一笑，困惑地耸了耸肩。
这时，旁边一个瘦高个子，也就是啊在树林中被捕时抱着他的皮包的那个人，从窗台上爬下来，走到旋风跟前，用俄语问道：“你需要翻译吗？”
“我不懂德语，”旋风说，“也可以说懂，不过很差。”
“处长问你是什么人？”
“一个普通人，”旋风又笑了一下。“叫波普科，基里克·阿克先季耶维奇。”
瘦高个子把他的话译成了德语。处长问：“讲讲你的情况。”
“处长要你讲讲自己的情况。”
“讲就讲吧……我可以讲。我叫基里尔·波普科，是乌克兰人……请给支烟抽，我的烟给搜走了……”
“请。”
“谢谢。好烟。你哪儿来的土耳其烟？”
“偷的，”瘦高个子微微一笑。“往下讲！”
“我是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人。父亲传播理智和永恆，母亲是区委常委。她一九三七年被枪决了。”
“停一下，”瘦高个子说，然后把旋风的话翻译给处长听。
旋风发现，瘦高个子对他的话译得准确、流畅，一口气译完。
“往下讲。”
“我当装卸工，因为没能上大学，这你们清楚。后来到军队服役。基辅战役中被俘。在你们的５６／Ａ集中营接受过审查。后来在麵粉厂干活儿。随德军撤到利沃夫。现在去克拉科夫，想到铁路部门干点事。”
“停一下，”瘦高个子又说，然后把他的话译给处长听。
处长一边听，一边用嘴角微微笑着。他的嘴棱角分明，显得任性，但很漂亮。
“好极了，”他说。“让他把自己的履历再讲一遍，但要详细点。”
“我一九一七年生与第聂伯罗夫斯克。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母亲被肃反委员会枪决，父亲当教员，一九四三年被飞机炸死。我当装卸工。后在基辅军区服役。在白教堂区被俘。在第聂伯罗夫斯克麵粉厂当磨粉车间副主任。随部队撤到利沃夫。”
处长听完后，朝瘦高个子摆了一下指头，意思是说用不着翻译了，然后问道：“好，把你的悲惨历史再重复一遍。你现在手脚还没有放开，还在重复你背下来的课文。”
瘦高个子把处长的话翻译出来，其实不用翻译旋风也能听懂。他利用翻译花费的几秒钟时间，紧张地思索，如何回答还没有向他提出，但肯定会提出的要害问题：他皮包中的手枪和手榴弹是从哪儿来的？
“你不相信我吗？”瘦高个子译完后，旋风问道。
“你相信自己吗？你自己相信自己吗？”瘦高个子反问道。
“我不懂……”旋风笑了笑。“倒象我做了什么不体面的事情似的。我的护照完全合格，皮包中有你们的人签署的工作鑑定。”
他提了一句皮包，以为对方会立即提出皮包内装些什么东西的问题，但他想错了。
“好，好，”处长说，“我们听你讲。再重复一遍你的履历。你的履历很有趣。”
“我准备重复哪怕一百次，可惜它不会按照我的心意变成另一种样子。你们以为我再向你们讲一遍我无辜遇难的母亲，讲一遍你们的审查集中营，是一件很轻鬆的事吧？说实话，待在你们的集中营里并不那么好受。也许你们以为讲讲我父亲的死，讲讲和你们的军队一起忍饥挨饿，冒着飞机的轰炸，撤退到利沃夫，是很轻鬆的事吧？”
“我非常可怜真波普科，”处长说。“护照是真的，我们检查了。波普科的履历也是真的。可是我要问：你跟波普科先生有什么关係？波普科？真波普科现在住在布雷斯劳市莫扎特大街２４号，乐器厂工人宿舍里。”
“这傢伙的手段够粗暴的，”旋风想道，“波普科现在被关在我们那边。”
“要么是跟我同名，”旋风说，“要么是你们搞错了。我准备当面对质。”
“噢！”
“是的……我没什么好怕的，在你们面前我是清白的。我对于新政权向来是奉公守法的。”
“你听着，”处长说，“我看得出，你正紧张地等我向你提出有关手枪和手榴弹的问题。你已经准备好了理由，而且是非常可信的理由：手枪是撤退时捡到的，手榴弹也是。你大概会说，这些武器对你防身是必不可少的。这一套我都懂。我不想糊弄你。我马上叫你看看你用的降落伞和你在上面留下的指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