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素福，”特龙普琴斯基说，“劳驾，你来替我打几圈儿，我得去看看鸡蛋和牛奶。先生们，再过半个小时就可以吃煎鸡蛋了。”
费奥克蒂斯托夫—尼迈尔与罗加尔斯基对阵。特劳布仰身靠在高背椅上，若有所思地朝尤素福一旁的墙上望去。那里挂着两幅特龙普琴斯基祖先们的古老图画。
“你怎么看，尤素福，未来属于谁？”特劳布问道。
“属于真理。”
“又瞎说了。我是向你提出一个严肃的问题。”
“我也是严肃地回答你，作家先生。”
“请不要再称呼我作家，我已经对你说过不下百次了。我可没有把你称为没有听众的钢琴家，或无兵之将……”
“为什么不可以呢？你可以这样称呼。”
“无兵之将——可真够光荣的！你们波兰人全是如此，是一些心甘情愿的疯子。”
“我们并不是这种疯子，”罗加尔斯基插嘴说，“这是一种误解。”
“是疯子，是疯子，”特劳布重复说，“但不是一般的疯子，而是心甘情愿的疯子。我这是恭维你们。而我们则是一些思想慎密的蠢货。我的是德国人。是说我自己和费奥克蒂斯托夫的德国母亲。伟大的民族，伟大的民族！一个民族是不可能伟大的。假如它藉助于集中营强迫人们相信这一点的话。对伟大的承认应该是自愿的行为。这就象选举，就象在我们这个由伟大元首统帅的最幸福的国家中进行世界上最自由的选举一样。”
“特劳布先生，这对于被战胜者来说是不公正的，”罗加尔斯基说。“的确是不公正的。你们仅仅挨一顿骂，可我们却被绞死。”
“我说什么了？”特劳布吃惊地问。“我说我们是最伟大的民族，是最善良、最英明的元首领导下的最伟大的国家。”
“重要的是语气，”罗加尔斯基说。
“得了吧……眼下还没有因为语气而被关进监狱的。假如我们说我们是愚蠢的民族，落入一个白痴手中的不幸国家，那么我会第一个举手赞成逮捕我自己！可是我说得是恰恰相反的话。”
“跟你越来越难相处了，”尤素福说，“你是怎么啦，亲爱的作家？”
“我不是作家，我是个心甘情愿的走卒，有一颗阿奉承的灵魂！”
特劳布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一张摆着几杯家酿白酒的小桌跟前。尤素福也跟着他站了起来。他站在特劳布身旁，对他说：
“随军记者先生，我需要为朋友搞一份护照。”
“傻瓜，”特劳布喝了点酒说，“即使我咒骂我的国家及其首领们，这并不表明我准备出卖落入他们手中的人民。”
“每个民族都只配有它自己这样的政府。”
“蠢话。这么说，你们也只配有这样的处境。我对你确实不错，不过我也无力使你免遭绞刑：戈培尔现在不喜欢我。别找麻烦了。要想法活下来，这是你对自己祖国应尽的天职。为了报效祖国，就得善于活下来。只有活下来的人才会取得胜利。当人们停止互相射击之后，牺牲的英雄将被人忘却，活下来的懦夫倒可能成为活的英雄。”
“你说得很动听，特劳布，”尤素福沉思地说，“只不过我们为反对你们的政府而斗争，而你们的人民却支持你们那个邪恶的政府。”
“我在自己的散文中总是删去修饰语。‘邪恶的’是个修饰语。二十世纪把而人压垮了。现在决定一切的是一个伟大的未知数，它的名字就叫——时间。”
“尤素福！”特龙堡琴斯基从厨房喊道。“尤素福，劈柴用完了。”
“对不起，我就来，”尤素福说着就走出了客厅。
在厨房里，扎伊奥斯基正站在门口。对于老特龙普琴斯系来说，扎伊奥斯基不过是个钟錶匠和酿酒商。对于小特龙普琴斯基来说，他则是谢多伊同志。他的真名叫兹比格涅夫·谢奇科夫斯基，是波兰共产党克拉科夫地下委员会情报组组长。
尤素福和谢多伊来到院子里。这是寒冷的夜晚。刮来阵阵寒风，与其说是六月的风，不如说是十一月的风。天上的星星又亮又低，就象秋天一样。
“尤素福，”谢多伊问道，“你是什么时候最后一次看到安德列的？”
“安德列？是前天。怎么啦？”
“别急。你是在哪儿看到他的？”
“在城里。”
“这我知道。具体在什么地方？”
“在阿洛兹先生的商店旁边。”
“几点？”
“三点。”
“他当时喝醉了吗？”
“看你说的……没醉……”
“你交给他多少钱？”
“我答应过的一千金币。”
“后来他到哪儿去了？”
“不知道。我当时只注意我身后是不是有人盯梢，没注意他。出什么事了？”
“别急。他当时穿的什么衣服？是不是穿一身没戴领章的德国军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