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指的是一批美国的年轻人。
而我，也要做这样令人惊讶的人，我不惮于为数不多，因为我知道有你，就已足矣。
你明白我的勇气与决心吗？
爸爸妈妈看了你的书，一方面很欣赏，另一方面却又很担心。他们说，要是再来一次"反右"和"文革"之类的政治运动，你一定会有牢狱之灾的。原来，他们希望我能够找到一个学理工科的男朋友，这样可能会"安全"一点。
可是，我对他们说："爷爷不也是学生物的吗？他照样没有能够逃过劫难。"我想，有的东西是我们必须去承担的，想躲也躲不掉。我深深地知道，做你的妻子，不是来分享你的荣誉，而是来与你相互搀扶着走过漫长的、没有尽头的坎坷之路。
这些天来，我正在读捷克作家哈维尔写的一本书--《狱中书简--致亲爱的奥尔嘉》。这本书直接印证了摩罗所提出的一个严峻的命题"巨人何以成为巨人"。
在中国，一旦发生变故，立刻便出现"夫妻本是同命鸟，大难来时各自飞"的结果。郁达夫的妻子王映霞、柏杨的妻子倪明华、李敖的妻子胡茵梦，都是在爱人最艰难的时候、最需要支持与安慰的时候，选择了冷酷无情地背叛。
于是，郁达夫远走天涯，葬身异邦；虽然熬过难关，走出牢狱，最终沐浴在解严以后的天空下，但他们精神上所受的伤害已经难以癒合了。这种伤害，直接影响到柏杨与李敖们的思想和创作，影响到他们对人生的基本态度和判断。
我认为，柏杨和李敖晚年所犯的一系列错误，显然都与当初心灵上受到的巨大创伤有关。
他们的思想里有太多的仇恨，因为他们是受过伤害的人，仇恨是一种自我封闭和保护的颜色。
他们的行为里有太多的谋略，因为他们是受过伤害的人，谋略是一种游戏在刀刃边上的聪明。
然而，聪明绝非智慧，恨也不可能完成最终的拯救。
与他们相比，哈维尔太幸运了。哈维尔的妻子奥尔嘉一直与丈夫一起无畏地面对邪恶。她没有背弃他，相反，她给予了他最大的支持和慰藉。
哈维尔刚刚失去自由的时候，没完没了地向妻子提出请求和要求，不断地交给她许多应完成的任务和须送给他的物品的清单，他不无一丝冷嘲地管它们叫"指示"。他为他们的郊外的农舍而感到担忧，不仅因为它需要经常性的维修，而且房管部门似乎准备宣布将其没收。他催促她考虑用他们的那套公寓房去换另外一套，去买些新家具，找个工作，学会开车。他埋怨她不经常写信，没有回答他的问题，说她即使告诉他一些消息，也不够具体，以至他无法知道她每天在干些什么。
在这些唠唠叨叨的背后，人们感觉到了哈维尔在突然被割断与自己的朋友和同事圈子的联繫后所感到的那种深刻的焦虑。这恰恰是伟人身上的渺小、伟人身上的真实。
除了哈维尔的律师之外，奥尔嘉是他与外界保持联繫的唯一的纽带。他靠她知道外面在发生些什么事情，当他敦促她"多交际"时，他是在表达他内在的需要；通过她，继续参与他那个团体生机勃勃的生活。
哈维尔直截了当地打听这些事情：地下音乐会、非官方的讨论会、新的地下出版物，那些讨论、辩论和争论，还有閒言碎语，想据此来了解那些她无法摆脱的东西。其内部情绪的每个变化，对他来说都是极为重要的。
奥尔嘉谅解了焦虑的哈维尔。她知道，他不是神。她清醒地知道，哈维尔的身上也存在着庸凡之处。于是，她竭尽全力地帮助哈维尔由软弱走向坚强。
"家"在捷克语里的意思是"亲密感"。有了奥尔嘉，哈维尔即使在监狱之中，也能够体验到"家"所蕴含的"亲密感"。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当局不也许他们见面，这对于相爱的夫妻来说，无疑是残酷的折磨。这是"后极权主义时代"的统治者特有的一种偷偷摸摸的邪恶，有点类似于小孩子的恶作剧。
但是，他们在通信中保持精神上的联繫。因为通信受到严格的检查，他们不得不压抑住热烈的感情，换了一种相对隐讳和冷静的表达方式，他们将感情隐藏在信纸的背后。
在《狱中书简》的序言中，哈维尔回忆起那段艰难的日子："奥尔嘉和我至少有两百年没有互相表白爱情了，但我们两都感到我们大概是不可分离的。的确，在我的狱中书信里，你不会看到很多专门写给我妻子的由衷的私房话。但即便如此，我想奥尔嘉也是这些书信的主角，虽然她确实是隐而不现的。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把她的名字置于本书书名中的原因。充溢于这些信中的始终如一的目标，其本身难道不就说明了某种证实这一点的东西吗？"
这似乎不是一本言情的书信集，但是它字字都充满了深情。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李敖后期的书信中，从头到尾都充斥着对色情过度的渲染。这正从反面说明他在感情上受到过极大的伤害，也说明他在心灵深处是一个脆弱的人--无论他本人是否承认这一点。
这时，李敖已经不懂得"爱"了，他所谓的"爱情"不过是游戏而已。青年时代的真诚和挚爱、健康和活力，青年时代的"赤子之心"，此时都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当然，也许李敖本人并不愿意如此--是专制的权力和无情的女性将他伤害到这样不堪的地步。于是，他逐渐丧失了对丑陋与轻浮的警醒，最终将丑陋和轻浮推向"审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