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进了城的农民好像都不是合法的中国公民，低人三等。每到什么庆典之类的日子，北京的警察与联防队员一起严格地查暂住证和其他证件。
我曾经亲眼看到，在某个繁忙的地铁站口，停着两辆警车。那些没有暂住证的外地农民像一群绵羊一样，蹲在警车里发抖。
这时，如狼似虎的警察又拦住一个农民模样的外地人。此人在马路上好端端地走路，哪里想到祸从天降。他哆哆嗦嗦地拿出暂住证，在他的眼中，警察简直就是天王老子。
一恍间，警察将暂住证撕得粉碎，略带嘲笑地问："你还有暂住证吗？"这个农民目瞪口呆，未醒悟之间，已被像狗一样拎上警车。他们很快就会被拉到郊县去挖沙子，然后装在闷罐车里遣返回乡。
这样的农民可怜乎？可悲乎？
每次看到这样的情景，我心中都充满了愤怒，却没有勇气走上前去替这些无辜的人辩护。我害怕自己也受到相似的侮辱。然而，怯懦本身就是一种侮辱，它时时刻刻在折磨着我。
我身为农民的后代，每每亲历一次次农民遭难的事实，心底深处往往禁不住地生出种种悲怆与哀嘆。我的恐惧和悲哀，我们的痛苦和不平，全部与他们感同身受。我的爷爷、我的奶奶、我的爸爸以及我本人，就是他们当中最普通的一群。我只不过比那些被抓进警车的农民兄弟们多读了几本书，就获得了某种暂时的"安全"--我成了有文化的"文化"人，"文化"成了我的护身符。
我应该为拥有这种"安全"而庆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