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六十年代，正是农村轰轰烈烈"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时代，奶奶这个羸弱而刚强的寡妇，居然不把伟大领袖的号召放在心上，依然挑着担子做她的小生意。她心中只有一个真理：要生存，要挣钱，要送孩子念书。
她不知道谁是国家主席、谁是党主席、谁是国务院总理，她只知道：自己是母亲，一定要把孩子养大，一定要让孩子成为读书人。
有一天，奶奶正在镇子上叫卖豆腐。镇上的一个干部盯上了奶奶：这还了得，这个女子公然敢于违背党的政策，搞资本主义的那一套小买卖！他发现这是一个很好的反面典型，便箭步扑过来，抓住奶奶的担子，口口声声地说要没收。他的口中说着一套又一套的道理，包括伟大领袖的语录，他希望用这些话语来威吓这个愚昧无知的小妇人。但是，奶奶一句也听不懂。
奶奶想着家中嗷嗷待哺的三个孩子，心一横，母性战胜了恐惧，奋力将担子往回夺。
两人相持了半天，对方一个脑满肥肠、力大如牛的大男人，居然无法从瘦弱的奶奶手中夺过担子。
正在僵持之间，镇上的人们围了上来，他们许多都是奶奶长期的顾客，他们家里的饭桌上都已经离不开奶奶做的豆腐了。他们也很同情奶奶的处境--一个拖带着三个孩子的年轻寡妇，容易吗？于是，他们纷纷帮着奶奶说话，谴责干部的蛮横。
凶恶的干部看到众怒难犯，只好鬆了手。奶奶趁机挑起担子，飞快地逃进一条小巷子。肥头大耳的乡干部没有捞到油水，骂骂咧咧地走开了。
这一幕，在奶奶本人看来，也许只是寻常生活的一部分；而在我看来，简直就是一个单纯的母亲与强大的国家政权之间的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这是一场伟大的战争。
一个要抚育孩子的母亲与一种不给人活路的政策之间，哪一方更有力量？哪一方是高贵的，哪一方是邪恶的？
最后，还是伟大的母亲取得了辉煌的胜利。甚至在最艰难的时期，奶奶也没有让孩子们因为饥饿而浮肿。而当时，即使在许多父母都健在的家庭里，孩子们都曾饿得全身浮肿、命悬一线。
为此，奶奶付出的是双倍的、甚至是几倍的艰辛与努力。她耗尽了所有的力气，操尽了一颗心。她的手上布满了厚厚的茧子，她的黑髮在中年时候就变白了，爷爷去世以后，她再也没有饮过爱情的琼浆。
许多年过去了，回忆起这段年月来，奶奶依然为自己的成就而感到无比自豪。我想，这就是一个农村妇女所能够创造的最伟大的事业。我敬重这样平凡、卑微而又崇高的事业，而不敬重那些伟大领袖"打江山"和"坐江山"的风云激盪事业。
在宏大和辉煌之中，我们发现不了美和善；美和善只存在于平凡和卑微之中。
后来，大伯和爸爸先后考上了名牌大学。爸爸的高考成绩还是全县的状元。一家出了两个大学生，而且还是一个羸弱的寡妇养出了两个大学生，当时在偏僻而贫困的村子里简直就是神话。
小村子里大家都很穷，可是农民们依然保持着对文化和教育的尊重。农耕之家突然有了诗书的气息，地位立刻得以迅速提升。周围的人们开始用充满尊敬的眼光看奶奶。可是，有多少人知道这个奇蹟是如何发生的？有多少人知道奶奶为这一荣誉付出了多大的代价？
爸爸还给我讲过这样一个悲惨的故事。
在一九六一年的大饥荒中，当时主政四川的"西南王"李井泉，不顾老百姓死活，拼命迎合毛泽东"大跃进"的思路，以讨好最高领袖来巩固自己的地位。为了给中央上缴远远超过实际产量的粮食，他在四川农村横征暴敛，使得有"天府之国"美誉的成都平原也陷入千年不遇的饥饿之中。
那时爸爸在中学上学，根据规定，中学生每人拥有一本粮食本，每个月定量供应十五斤大米。这十五斤大米，当然不能完全填饱肚子--正处在长身体阶段的男孩子，在没有任何油水的基础上，每月仅仅吃十五斤米，怎么够呢？但是，这十五斤大米堪称"保命粮"，吃不饱，也饿不死。
爸爸说，假如他没有考上县中，而在农村里务农，他很可能活活饿死了--在他的同龄人中，无声无息地在田里倒毙的数不胜数。许多童年时代的玩伴就是在那些年月里消失的。
就是这点口粮，爸爸还每月还要省上三分之一，带回家去给奶奶和姑姑和着糠粉与红薯煮着吃。他每个星期回一次家。从县城到村子有五十多里的山路。星期六下午一放学，他便开始出发，步行到家的时候已经是深夜了。没有鞋穿，他的脚板在碎石路上磨砺出厚厚的茧子。
有一次，在家里帮着干了一整天的农活，正要准备返回学校，爸爸突然发现自己衣袋里的粮食本不翼而飞。顿时，他如同遭到电击一般，浑身发软，蹲在地上半天站不起来。他想哭，但嗓子发哑，一声也哭不出来。奶奶一听到这个消息，发现事态严重--没有粮食本，就没有了半条命。这可怎么办啊？汗水一滴一滴地从她的额头上流下来。
好在奶奶当惯了一家之主，是一个有见识、有主意的母亲。她立刻询问爸爸："粮食本是什么时候弄丢的？"
爸爸详细回忆了一番，告诉奶奶说："昨晚睡觉时，还专门检查过，那时粮食本还在口袋里。"
奶奶一分析，既然粮食本不是在外边丢失的，是在家离丢失的，那就还有找回来的希望。她立刻想到，粮食本肯定是